大力说：“人心，当真是有可能如此险恶。官府中人，当然也有可能会如此险恶。但还是有一些疑点。”
我问大力：“又有哪些疑点？”
大力说：“险恶的人，从来都不是笨人，都是极精明的人。这些精明的人应该会很清楚这件事的风险和收益。这件事情风险不小，收益却不大。”
我不服气地说：“怎么会风险很大？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大力说：“我不就看出其间可能有端倪吗？”
我对大力说：“你这种人少找。对方哪会想到会遇见你这种爱找刺的人？”
大力说：“若是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人人都会变得爱找刺。当真凶把证据被从江洋大盗家中发现之后，许多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要受损。这些利益受损的人，也都是官府中人，肯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官府的人，有可能会想办法把这事情压下去，也有可能会觉得这背后有人在捣鬼。若是觉得这背后有人在捣鬼，那可能会要穷尽一切手段找这捣鬼之人，也可能会想法设法把某一个替罪羊定为捣鬼之人。若真是如你所说，这真凶是在以小博大，他的对手都是在自己上面的人，这种做法，凶险无比。”
我对大力说：“或许这真凶就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或许这真凶就是想要搏一搏，万一成了呢。”
大力说：“又不是皇位，用得着用性命来博吗？如你所说，这真凶最大的收获，也可能只是一个判官或捕头的位子。为了这个位子，这凶手会如此冒险吗？”
我对大力说：“或许凶手就是觉得这位子非常重要，或许凶手与现在这位子上的人有仇。”
大力说：“有可能，但还是有一个疑问。”
我问大力：“还有什么疑问？”
大力说：“这个凶手若是如此的险恶、大胆、贪婪，他为何不等朱永进被斩首之后，再将证据拿出来？若是等到这个时候，因为朱永进已经被秋后问斩，官府就不只是判错了一个案子的责任，而是冤死了一个人的责任。当时的判官和捕头的责任会更大。”
我对大力说：“或许这人担心机会稍纵即逝，错过了这个江洋大盗，就再难找到合适的栽赃对象。”
大力点点头说：“你这样说，也有可能。”
我自豪地说：“我就说了，真凶肯定是捕快或与捕快有关的官府之人，不会错。”
大力说：“这话还是说的有点早。我们现在只是分析了一种可能。关于真凶如此做的原因，还有其他可能。”
我问大力：“还能有什么可能？”
大力说：“良心。”
我对大力说：“真凶还能有良心？真凶可是杀了刘汉山，还陷害了一个无辜的牛永进，而后又陷害了江洋大盗。”
大力说：“真凶是杀人了，杀人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真凶可能不是有意陷害牛永进。有可能在官府将牛永进定为凶手的过程中，真凶从未参与期间。在牛永进被定为凶手之后，真凶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庆幸。在牛永进被判斩首之后，真凶可能会觉得愧疚。这愧疚之情，随着牛永进行刑的日子靠近，一天比一天强烈。然后，这真凶就得到了江洋大盗被捕的消息，也得知了江洋大盗的住址，就将证据趁机放在了江洋大盗那里。陷害一个无辜的牛永进会让真凶觉得愧疚，但陷害一个本就该受死的江洋大盗，会让真凶觉得心安理得。”
我问大力：“难道真凶是这样一个人？”
大力说：“这是有这种可能，与真凶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家一样，都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可能。”
我问大力：“究竟哪种可能是正确的呢？”
大力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找到了两种可能。再去想哪种可能是正确的，很难再通过提问题来找到答案。我们不妨就带着这两个可能，继续去通过其他方法来寻找真凶。”
我问大力：“还有什么办法？”
大力说：“我们刚才的方法是演绎推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可以通过条件对比的方法来寻找真凶。”
我对大力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大力说：“无论是哪种可能，真凶要做到这些事情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能及时的得到江洋大盗被捕的消息，并且能知道江洋大盗的住址。当年的事情，我略知一二，对这江洋大盗有些了解。江洋大盗一直是独身一人，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即使那些认识江洋大盗的人，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江洋大盗被判刑之前，都不知道江洋大盗被捕的消息。那么能及时得到这个消息，并且知道江洋大盗住址的人，就只剩下官府中的人。”
我对大力说：“看你这分析了一大堆，最后的结论不还是真凶是与官府有关系的人？你还说我废话，我看你才是废话一堆。”
大力说：“我这不是废话。”
我对大力说：“你这不是废话，又是什么？最后的结论不还是真凶与官府有关吗？”
大力说：“真凶虽与官府有关，但真凶又是谁呢？”
我对大力说：“一个一个查不就得了？”
大力说：“你想得轻松，官府那么多人。”
我说：“有恒心就行。”
大力说：“当年官府中，知道江洋大盗被捕，并且在捕快去江洋大盗家搜家之前，就知道江洋大盗住址的，我估计最少要有几十人。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