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生回到宅院，梁余子养等人立刻迎了上来，他们心中何尝不是抱着和先友一样的想法？
“诸卿且安，无事，无事。”申生笑着安慰道。
众人闻言，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笑了，梁余子养道：“太子无事，我等也就安心了。”
而后，梁余子养好似想起来了什么似的，面色凝重，说道“太子，羊舌大夫来了。”
申生诧异道：“哦，伊洛戎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
梁余子养说：“确实出了些事，不过不是伊洛戎，好像……臣也不是太清楚，还是让羊舌大夫亲自说与太子听罢，羊舌大夫昼夜奔波，十分疲惫，太子又不在，所以，臣已让他先行休息，臣这便让人请他前来。”
申生微微颔首，道：“此事不急，让羊舌大夫先休息一番罢，事无缓急，人为最贵。”
“唯！”
申生如此体恤下臣，梁余子养自然不会反对，做臣子的谁不希望遇见一个这样的主君。
……
申生看完齐侯的国书，而后将国书交于众人传阅。
半刻钟之后，申生问道：“诸卿以为如何？”
众人闻言，都在心里默默计较得失利弊。
魏犨道：“齐侯既有此心，臣以为太子不妨一去。”
先友道：“不可，齐侯虽然欲为太子洗刷弑君弑父之名，但若是太子亲临，则是扬君之恶，此为不忠，贬父而成子之名，此为不孝，如此，虽无弑父弑君之名，却有不忠不孝之嫌。”
“而且……”先友冷笑两声，“齐侯怕也不会有如此好心罢，齐侯此举明为为太子着想，实则是想借太子之事而成其仁义美名，不去也罢。”
狐偃跟着附和道：“确实如此，臣虽不敢说齐侯包藏祸心，但此事，齐侯确实有借我国中之事扬名之嫌，且自齐侯继位以来，南征蔡楚，北击山戎，存卫救邢，功为大，兵威所至，诸侯莫不仰视，唯独晋秦路远，齐国兵威不至，今齐侯借太子之事，或有臣我之心。”
申生没说话，把目光投向羊舌突和梁余子养。
羊舌突道：“二三子之言固然有理，不过，二三子可曾想过，齐侯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必是君上遣使告知列国，而使者或许不愿使太子背负弑君弑父恶名，这才将事情原委告知齐侯。”
“齐侯知道太子蒙受冤屈，他国诸侯能有几人知晓？如此，太子弑君弑父之事必然已经书于列国春秋之中，若不借此机会请求列国修改，即便有朝一日太子归国承嗣君位，遣使请列国诸侯修改此事，史官狐疑之下，或难改动，这样一来，太子弑君弑父之名必然传于后世……”
于是众人沉默了，这确实是一道极难的选择题，虽然只有两个选项。
如果申生拒绝，那么谁也无法保证齐侯依旧会帮助申生洗刷罪名，罪名不除，或许在此时没什么大的影响，也不影响申生回国继位，但问题在于，这样下去，申生极有可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列国春秋一句“申生弑其君”传之后世，就足够让申生不断遭人唾骂。
此时的史书其实相当简略，记载所有的事情往往都是一两句话，整件事的过程完全是省略的，只记载一个结果，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鲁国春秋就记载这六个大字，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后世人之所以知道过程，那是《左传》的作者添加上去的，称为传。
各国春秋大致就相当于《左传》上的经。
有关列国国内发生的大事，完全是其他国家怎么通报，史官就怎么记载，至于考察原因、过程、真实性，完全不存在，如果某些人是被冤枉的，本国春秋可能会有端倪，但是其他国家的春秋则是某国使者怎么通报，他们就怎么写，被冤枉那是活该。
当然了，列国春秋也是可以修改的，比如某国国君或者执政卿遣使告诉列国，某件事记错了，事实是这样的云云，就可以修改，这个修改也不一定能成功，如果有的史官觉得这事存疑，之所以提出修改是当事人不想背负骂名，史官也可能保持原来的记录不变，总之，这些大多是是凭史官的经验和主观臆断。
像后来的卫国执政大臣宁悼子就遣使请求列国春秋修改关于他父亲宁惠子驱逐卫献公的记录，即所谓的“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其他国家有没有修改这条记录不清楚，但是鲁国春秋应该是修改了，因为在《左传》的经文中找不到这条记录，只有传中提到了这件事。
所以，如果申生不去参加盟会，那么他的弑父恶名就极有可能流传到后世。
即便他上位，遣使通告列国修改记录，但这在别人眼中是属于当事人遮丑的行为，能不能修改根本不确定。
现在有齐侯的帮助就不一样了，一来他没有上位，二来有仁义之君帮他站台，这个可信度就非常高了。
而如果申生去参加盟会，则正如先友所说的，这会让他有不忠不孝的嫌疑。
身为人子，扬其父之恶名，这在此时人眼中就是大不孝。
此时的价值观，应该是为其父隐恶，而不是扬恶。
即便是到了汉朝，这也是属于主旋律。
宣帝还专门为这种隐父之恶的“孝行”修改法律，即所谓的，即便父亲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身为人子，帮助其父隐藏逃匿，也不算犯罪。
这种法律其实相当扯淡，但是主流价值观如此，皇帝也得退让三分。
这并不是孤例，汉朝以孝治天下不假，但是别忘了，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