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岁年关近。
刚刚登基不久的新皇推动了两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显着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精兵简政和减租令。
弥兵弥饷是大明朝的老毛病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军队，野战军和治安军相互重叠，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真正到了战场上却没有多少战斗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再就是减租令了。
沉重的地租逼的农民卖儿卖女甚至揭竿而起，直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李自成的崛起。
下层实在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却始终守不上来，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强力推行下去：由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佃租上限，给失地农民以喘息修养的机会，这就是减租令的主要内容。
减租令和裁员令触动了官僚士绅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阻力重重。
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皇帝只能祭起杀手锏：用大棒恐吓。
所谓的大棒，其实就是北边的政策：你们要是不接受减租令的话，那我就只能推行均田令了。
减租令仅仅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利益而已，而均田令则是断了命根子，何去何从这还用吗？
虽然官僚士绅阶层老大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两种新的制度，却得到了底层的极大拥护。
不过呢最下层的老百姓却不是说新皇的恩德，而是始终念叨着先皇帝复隆的好处。
这两项改革局促，其实早就复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只能算作是前朝的余荫，并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新皇帝的头上。
真正可以计在新皇头上的功劳就应该算是义学制度了。
兴办义学，让无力读书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课堂，无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典型的善政，复隆朝的时候就曾经提起过，但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推行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字：好处。
兴办义学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短期之内却看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了，始终没有真正落实过。
新皇登基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朝廷调拨五十万钱，各地宗室捐献五十万钱，皇帝本人再从内帑中拿出二十万，总共一百二十万钱，作为启动资金，在南方各地兴建义学堂。
随后，张启阳慷慨砸出了整整一百万钱，以“助捐”的名义进行捐助。
一直以来，张启阳都在想方设法的搜刮朝廷的财政，素来就只管朝廷要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吐血反哺，下大本钱襄助朝廷办义学，足见支持力度。
连“一毛不拔”的张大帅都捐了这么许多钱财出来，其他的地方上也只能有样学样，多多少少的捐一些钱做善事。
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最终促成义学“落地生根”的还是朝廷，还是皇帝，而不是张启阳或者别的什么人。
因为新皇帝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学举法。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是朝廷选才的主要手段，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曾是淖罡呙蜗耄同时也是下层读书人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科举制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你过分，而真正通过科考上来的官员则大多被视为“清贵”之流，方方面面都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定式，但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在这个牢固千年的制度之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确立了“学举法”的诞生。
所谓的“学举法”，其实就是对于义学的一种促进手法，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但却是事实上对科举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冲击：凡取得生员资格者，即可进入义学任教职。
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是取得了乡试资格，但却无需真的去考试，更不必答卷做题，而是以教学成绩为依据，每四年为一期，合格即可视为自动中举。
中举之后，依旧可以遵循以上条例继续上升，以此类推。
所谓的科举，又称“跳龙门”，虽然可以飞黄腾达，但难度却是极高，真正可以中举人的少之又少，至于说中进士，考状元，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事情。
可以考中的终究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注定一辈子默默无闻老死荒野，但这个“学举法”却做出了极大的改变：不需要多么天资聪慧的天才，也不需要作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更没有必要背井离乡的去考试，也不必再去会同学、拜座师，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地方上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功名。
“六十岁的老童生∧真实写照，很多人靠了一辈子，最终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一个“童生”，小吴庄的吴大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一批人的数量极大，但却作不住名动天下的文章，甚至没有资格到京城来考试一次，勉勉强强算是“半个”读书人而已，说好听一点叫做“夫子”，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酸”。
虽然他们的能力有限，虽然他们籍籍无名，但却拥有最基本的文字功底，给全天下的孩子们开蒙，做个私塾先生肯定是可以胜任的。
只要到各地的义学中去教学，四年之内能够教出一百二十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可以认得八百个字，就算是通过了“乡试”，自动取得举人的头衔，按照市井民间的说法，那就是从秀才升级成为“举人老爷”了。
穷一生之功，未必能考中一个举人，还要经历难以想象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