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陈居委会”也有自己的小作坊，黄瀚记忆最深的就是坐落在居委会大院儿里的“花圈组”。
那里有二三十个妇女、老人上班糊花圈卖钱。
后来这低端的作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私人不仅仅糊花圈还扎纸人纸马卖。
居委会的“花圈组”是公家的，哪有可能宣扬封建迷信？
他们没有纸人纸马等等代表封建迷信的东西，只有花圈，花圈还比人家的贵。
除了公家的单位，“花圈组”根本做不到私人的生意，哪能不散伙？
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支持，有钱也未必有面子。
在改革遭遇逆流的那段时间雇工超过八个人，有可能会惹麻烦，但是镇办厂就截然不同。
为什么不可以跟“黄陈居委会”合作或者挂靠，办个披着集体外衣的私营服装作坊试试水？
如果承诺能够解决十几二十几个待业青年中的回城知情就业，而且是就业更加困难的妇女。
居委会主任宋春华肯定乐疯了，这事儿做成了，她保不准会成为政绩最突出的居委会主任。
这个加工服装的作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实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个体户。
但是有了镇办集体单位的手续，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查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查雇佣工人是不是超过八个。
为何用试试水这个说法？
那是准备看看披上镇办集体外衣后，有没有人来指手画脚干预经营，看看自己家是不是能够保持自主权，保证盈利不被瓜分？
如果这些能够保证，黄瀚有信心把作坊发展成正经八百的工厂，打造出自己的牛仔服品牌。
那时就不是雇佣几十工人，上百、几百都大有可能。
这种办法不是黄瀚想当然，而是他亲眼看到三水县不少人走通了。
后来在九几年“抓大放小”、“卖光”的时候，许多挂靠集体的厂子都实现了私有化。
没办法，私营业主都不是省油的灯，跟集体合作后也是牢牢抓住销售渠道。
厂里的主要负责人都沾亲带故，或者是利益关系。
集体不象征性收些钱把厂子还给人家，最后恐怕是鸡飞蛋打。
因为人家不干了，生产瘫痪，产品卖不出去，货款要不回来，本来运转正常的厂子忽然间就不赚钱，成为了包袱。
在九四年，三水县不少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搞政企分开，镇办集体占股不控股，不干预企业的经营。
这才遏制住了私营业主跟集体分道扬镳，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总而言之没有垄断经营的牛逼，公家要办好一个小企业真的不太容易，如饭店、服装厂、金属制品加工厂等等，都难以生存。
归根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
不是自己的没人心疼，效率肯定上不去，当然竞争不过人家。
大企业还好，有国家支持，有大资本参与，也是由于体量大，不太容易被撼动。
遭遇红灯不能停滞不前，绕道而行那是必须的。
否则雇佣八个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束缚住手脚，导致错过最容易发展的十年，一直到伟人九二年南巡讲话后才步入正轨。
因此跟集体合作迫在眉睫，因为扩张后的“事竟成饭店”雇佣八个人也不够啊！
从沪城回家后的第三天就开学了，接近一个月没见面的沈晓蓉貌似又长大了不少，有了点凹凸有致的趋势。
中午放学时，黄瀚叫住她，小姑娘又长了一岁，多了几分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娇美。
“黄瀚，我听说你刚刚从沪城回来，对不对呀？”
“是啊！我给你带了礼物呢，你戴戴看，大小合适不？”
“哇！这手套真好看，呀！大小刚刚好，谢谢你了。可是我没有给你买礼物呀！”
“别呀！我堂堂男子汉要什么礼物呀！”
“嘻嘻……你个小不点，哪里像个男子汉呀！”沈晓蓉忽然童心大起，她打下自行车面对面跟黄瀚站着，道：“一个月没见，看看你有没有长高！”
黄瀚赶紧抬头挺胸，俩人四目相对时，黄瀚立刻气馁了，因为很明显，沈晓蓉依旧在俯视自己。
“哇，你长高了不少呢！已经超过我的鼻子了！”
“蓉儿，咱们聊点高兴的好不好，比身高多没劲。要不我把成文阁和钱爱国俩小子喊来和你比比？”
“嘻嘻，我才不要和他们比，就喜欢跟你比！”
“挑比你矮的比有劲么？”
“有劲，我就是喜欢比你高！”
“我不高兴了，走了，太伤自尊！”
“别生气，我下午送两罐奶粉给你！”
沈晓蓉还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无端接受谁的东西，肯收下黄瀚送的手套已经是另眼相看，转眼就想好了如何回礼。
她家真是新年新气象，沈建华级别提了一级职务也水涨船高成为市常委之一，秦淑珍当上了档案局党高官正科级。
老上级充分肯定了沈建华取得的成绩，有意调他去省里发展，回浙省杭城老家过年时，李、秦两家的家长也流露出要调他们夫妻俩来杭城的意思。
可是三水县的改革开放正在大刀阔斧进行中，沈建华这个始作俑者不肯半途而废，坚持要干满一届。
老上级和家长尊重他的意见，这些资深官场高手认为沈建华再干三年，政绩应该更加突出。
有了搞好、盘活一个人口大县的瞩目政绩，以后不管去哪里任职，这都是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