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真迷迷糊糊地走到前面讲台前，见小礼堂会场的前排全是高官，就连带他来参加会议的陈一鑫也只能后排就座，当下更是慌了神，不知该说什么才是。倒是陈一鑫见他神情窘迫，开口安慰道：“孙真，你就说说你所知的当地军情。”
孙真舔了舔嘴唇，开口说道：“卑职家乡是在登州府黄县，南下逃难之前也只是一介农夫，对军情了解有限，若是有说错的地方，各位首长切莫怪罪。”
登州的行政编制始于唐代，到明洪武年间才升州为府。《明实录》中有记载，“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
登州府下辖蓬莱、黄县、栖霞、招远、莱阳、福山、文登七个县加一个宁海州，治所府城设在蓬莱。地方驻军则主要集中于登州府城、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几处地方。原本整个登州的驻军有两万余人，但在经过了历时两年的战乱之后，包括军营卫所在内的大部分官方机构都已经被摧毁殆尽，地方上所剩的可用兵力大概已经十不存一了。
孙真离开登州开始逃难的时候，大明已经从济南府、青州府、兖州府等地调集兵马进入登莱地区平乱，战后大概也会留下一部分军队对当地驻军体系进行重建。不过考虑到战乱之后当地缺衣少食，赋税断绝的状况，这种重建工作大概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正如孙真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登州当地的军情了解也仅仅只是流于表面，所知不多。各个卫所的驻军规模，指挥使是何人，在登莱之乱中的战损状况，这类比较具体的军事情报，孙真便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状态了。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孙真虽然还算熟悉，但因为尚未掌握绘制地图这种高级技能，所以也没办法在纸面上描绘出来。
“中士，你已经参加过多次军事行动，应该知道我军对港口的重视程度，那么关于登州当地的港口，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消息可以告诉我们？”颜楚杰待孙真将所知情况说得差不多之后，这才向他提问道。
不管是进军台湾岛还是北伐舟山，海汉首选的目标便是当地的主要港口。孙真当时虽然还只是普通一兵，但在经历了数次战斗之后，自然对于海汉擅长的跨海作战战术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海汉军发动的攻势几乎都是以占领当地港口为行动开端，以此作为前进基地来对目标发动进攻。这种战术要求所占领的港口具备一定的船舶停靠和陆路交通条件，以便能使用海运手段向当地尽快投放兵力和重型火力装备。普通的天然港湾或者是渔村码头，还难以满足军事行动的需求。
孙真想了想才回答道：“禀首长，登州各卫治所均设在近海处，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都建有军用海港，但规模最大的一处，当属登州水城。其城北临渤海，西北跨山，东南濒河，水城城周三里，城墙高三丈五尺，厚丈余，城墙上设有火炮，在万历年间还重新铺设了外层墙砖。”
登州水城早在宋代便被用作了军事基地，明洪武年间在原有的基础上修筑水城，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名为备倭城。万历年间抗倭将领戚继光，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都曾在这里操练水师，抵御外寇，是胶东半岛最为重要的军港之一。
不过这处水城在登莱之乱中并没有幸免，登州城陷落之后，山东总兵张可大在水城坚守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还是被攻破了城防。张可大杀死妻妾家人，然后自尽于城内太平楼内，以身殉国。而驻扎在水城的这些水师、海船，除少数毁于战火之外，剩下的尽数被叛军掠走，成了他们后来叛逃东北的主要交通工具。这水城就算还在，现在应该也只是空城一座了。
孙真点出的这个地方虽然客观条件还不错，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其位置与登州府城紧邻，如果海汉选择了直接占领明军的军事基地并在当地驻军，这就摆明了是军事入侵的性质了，恐怕难以跟当地官府和平共处。而海汉目前并没有在当地开疆拓土大规模圈地的打算，为此得罪明廷和地方官府，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并不是执委会和军方所愿见到的状况。
当然国防部也不会因为孙真一家之言，就认定或否定了备选的地点，最终的决断，恐怕还是要留待先遣队去当地做实地考察之后才能做出。
孙真答完问题回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心后背都是湿漉漉的，他虽然自认天不怕地不怕，但在这些高官面前还是无法避免紧张的情绪。如果不是有陈一鑫在场，他觉得自己恐怕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通顺。
接下来到台前进行情况说明的是海军司令王汤姆，如同海汉军过往在海外实施的军事行动一样，这次的计划也同样少不了海军的参与。
“海军已经通过经常往来于北方航线的水手，制定了一条大致的航线。”王汤姆走到地图前，开始向与会者介绍海军的准备情况。
目前海汉最北边的基地就是舟山定海港，从这里到山东、江苏两省接壤的海州也有四百多海里的距离，到登州特别是胶东半岛北边的航程就更远了，来回航程肯定超过一千海里。而在这段区域内，海汉并没有自家控制的停靠补给点可供使用，所以在航线制定、航程安排和登陆侦查行动的计划上都需要进行细致的考量才能降低行动风险。
海汉军中虽然也有一些北方来的移民，但对海路熟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