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根据目击者的证言，事件发生的时候，犯罪嫌疑人曾经亲口表明过自己是个病人这一事实……”
其实有些事情夏实并没有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比如她并不是跟傅集贤理一点交集都没有。先前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她曾经频繁的出入过傅集贤理入住的那间医院，并且在此期间听说过有关一个遭遇了严重车祸的年轻人的话题。
只不过她对这一点进行了隐瞒。
“画像加证言吗……但无论如何这两个‘证据’的指向性还是太模糊了，恕我直言，这并不是什么关键性证据。就算我真的是那个犯罪嫌疑人，这也不足以指证我。”
傅集贤理摇了摇头，把那张画像还给了对方，同时在心中疑惑……当时我说过“我是个病人”这种话么？
“画的不错，下半张脸确实跟我有一点相似度……我倒是乐得帮夏实小姐的忙，这样吧，不久之后我可能就要返回东京，到时候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去见一见你口中所说的目击者，相信他们能证明我与那件事的无关性。
见面、然后让目击者进行判断，这应该更干脆直接也更准确吧……如果夏实小姐能联系到‘目击者’的话。”
傅集贤理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坦荡的态度，就像这件事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
说白了，他对这种根本不可能查出结果来的事情并不在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真是非常感谢傅集贤先生的配合。”
傅集贤理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夏实小姐会这么执着于这件事吗，从性质上来说，你描述的案件虽然有些恶劣，但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什么重罪吧……起码与杀人放火相比，我感觉盗窃侮辱尸体的罪名并不重。”
当然了，这只是缺乏专业知识的一般人基于习惯的认知和判断。
“夏实小姐为此不惜跑到山梨县来，其中是有什么隐情吗？”
不论夏实有着什么样的能力或者对于调查方面的天赋，但实际凭借着非常模糊的线索找到正确的目标肯定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物力乃至财力的，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纠集线索总结推导、不断试错等等——不管怎么想，身为“第三方”的人是没必要对这种事情投入过多的精力。
因为这很没必要，甚至得不偿失。
警方也不见得会多么在意这种案件，内部将其认定为“恶作剧”的可能性肯定要高过将其认定为要案的可能性。
所以一个女学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傅集贤理想要探究一下……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探究一下。
“只是想把那个人找得到，然后亲自问他一些问题而已。事实上我也知道就算找到了那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将其定罪……他在现场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这样的回答，显然是在避重就轻，只听她继续说道：
“比如，假定傅集贤先生就算那个人的话，你甚至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
“为什么？”这说法倒是让傅集贤理有些好奇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在调查这次的案件的时候偶然读到的……
在90年代，移动通讯开始普及的时候，日本最大的通讯商想要在九州的某县建设大中型通讯基站，第一期的目标是80座，然而过程之中出了些纰漏——他们无法跟当地人达成征用地合作，理由在于报价不符合对方的预期。”
“这不科学，一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就算跟某些地方无法合作，但完全可以找替代的地方，甚至某些建筑物的楼顶也可以架设基站……反正只是先期建设而已。”傅集贤理立刻表示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是的，最开始通讯商就是这么想的，然而他们实际开始那么做的时候，开始建设的工程总会被人中途捣毁，哪怕继续更换地方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甚至只要进行建设的地方，当地对通讯商的舆论就会立刻转恶……显然有人在组织这样的抵抗。
总之事情就这么被耽搁了下来，以至于在移动通讯蓬勃发展的初期，有一段时间这个县全都是无信号的‘圈外’……而最终事情还是以通讯商的妥协告终。
可能他们觉得继续僵持下去也得不偿失吧，反正双方争夺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利益。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当地人的‘胜利’。”
“这个故事是在说明地方群众在面对强势资本侵入之时表现出的抵抗精神吗？”
这种带有偏向性的美化发言……显然傅集贤理已经充分理解了对方说的这个故事。
夏实瞥了一眼傅集贤理，“是在说明‘强龙不压地头蛇’，故事发生的舞台就是山梨县，‘当地人’的利益代表就是傅集贤。
那时候的傅集贤氏影响着当地数以千计的家庭生计，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本地的人口人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地方上的时候，外力一时片刻根本无法应对。
而财力和影响力是可以转化为特权的。”
“然而现在已经变成时代的眼泪了，傅集贤正在被淘汰。”
傅集贤理这时候才明白先前麻将桌上的检察长说的“抓不住人了”是什么意思。
夏实口中的故事是二十世纪的故事，然而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已经快要过去了。
不过他也不是在缅怀傅集贤曾经的辉煌，那跟他又什么关系。事实上恰恰相反，在知道了自己不但是地主而且是刁民出身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