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谢绾的以暴制暴，罗斯柴尔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在鲁尔经济区发生反犹行动之后两天，谢绾收到了阿姆舍尔?罗斯柴尔德的来信。信件中，阿姆舍尔表示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都安全撤离，但在犹太街上的“红盾”楼在反犹行动中被烧毁，损失还无法统计。罗斯柴尔德在当地的资产由赛尔父子银行代管，并附一封委托书，委托谢绾尽快前往主持恢复工作。谢绾看到信件，苦笑一下。他现在连鲁尔经济区的屁股都擦不干净，哪儿有工夫去收拾法兰克福的烂摊子。
正在谢绾每天焦头烂额，水深火热的处理持续不断的反犹行动时，他一直关注的法案紧急出台。
法案出台的前奏，是一次秘密会议。反犹行动的第四天，1819年8月6日，德意志地区各邦国在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在奥地利首相冯?梅特涅的主持下举行，导火索是柯泽卜遇刺、艾贝尔遇刺以及刚刚爆发的反犹行动，柏林朝廷代表舒克曼积极响应。会议持续到8月31日，讨论了拿破仑时代后德国监督和打击自由主义和民族倾向的措施。
尽管会议的决议涉嫌侵犯德意志各邦国的自主权，但是德意志邦联法院还是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要求各邦国实施四项法律：《执行令》、《大学法》、《新闻法》、《检查法》，总体上对过去宽松的大学、新闻出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禁止了兄弟会，对运动场宵禁，并要求解雇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教授。
这一系列法案出台后，反犹行动得到了迅速遏制，事态到9月底得到平息。
但这种平息是暂时且隐患巨大的。朝廷这种硬碰硬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维新派的不满。全国舆论一片挞伐声。柏林朝廷根据《新闻法》，迅速开始整治报纸，警察也开始严格控制激进的维新派，从表面上按住了来势汹汹的舆论。
这更加剧了保王派和维新派的矛盾，朝臣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首先便是外交国务大臣弗里德里希?冯?洪堡被首相哈登贝格解雇。
由于洪堡不停的在各种会议中强烈抨击内阁最近的做法，使内阁承受了来自王室和大贵族的巨大压力。哈登贝格数次私下要求洪堡收敛未果，一怒之下让洪堡滚蛋，洪堡就此被内阁解雇，还失去了退休金。
这拉开了后续一系列内阁人事地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