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杜福尔-伏龙斯出现在了科布伦茨街头，当着那些闹事的工人的面，痛斥警察草菅人命。他跟工人们一起坐在最开始接案的警察署门口的台阶上，挽起袖子，指着紧跟着他到现场的警察局长鼻子说，
“我要求你们马上给出事情的真相，并逮捕凶手。你们什么时候处理完，我什么时候才离开！”
这通话立即引起了工人们一片叫好。
面对这位“无赖“的大领导，警察局长只能让署长赶紧根据调查结果去找企业主要人。警察署长刚走两步，局长一把抓住他，凑近他耳朵低声说，
“别太较真，对方交出人就行了，不管是谁。”
署长点点头，带上几个警察就去出事的企业。
出事的企业是科克里尔家族名下的一家纺织机械厂，谢绾也有股份。被打伤冻死的几名工人，是带头在厂里闹事，要求涨工资的积极分子；打人的命令是厂长下的，动手的是厂里的几个工头。
约翰·科克里尔名下有数十家大中型工厂，加上他本人是工业大臣，很少到一线，所以一开始并不知情。直到科布伦茨全城工人抗议闹得举国皆知，事情才传到了科克里尔耳朵里。
约翰很恼火，把科克里尔在科布伦茨地区的负责人臭骂一顿，让他赶紧配合警察解决事态。然而这位地区负责人和出事工厂的厂长，向来对警察和工人都不屑一顾。只是又多给了一笔好处给警察，并没有认真处理事件。直到警察署长带着警队上门，得知首相亲自来要人，俩人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不敢让科克里尔知道，也不愿扛责任，就花钱封了打人工头的的嘴，把他们塞给了来抓人的警察署长，想息事宁人。
但地区负责人和厂长这次明显遇上了有勇有谋的刺头，当即就有人指出这几个是替罪羊。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没有平息众怒，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怒火。觉得自己被警察愚弄的杜福尔-伏龙斯气不打一处来，要求科克里尔马上到现场来给他做解释。
不管事情本来真相如何，该怎样处理，首相让工业大臣来现场处理这样一宗丑闻，就犯了大忌讳。
杜福尔-伏龙斯名义上是首相，实际上是谢绾的白手套。根据宪法要求，谢绾本人并不能出任内阁首脑，所以才让这个一直担任谢绾副手的年轻干吏出任总理大臣。
而科克里尔是鲁尔财阀的核心成员之一，是除英国外欧洲大陆上最大工矿企业主，也是鲁尔工业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抛开这些不谈，约翰·科克里尔也是位四十多岁的贵族，谢绾当年花了老鼻子劲儿才请到鲁尔来，见他也必须客客气气像兄长一样对待，怎么能被弄到街头受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挂名首相侮辱？
约翰自然不会听这个首相的命令。他立即找到正在开会的谢绾，耳语了几句。谢绾知道杜福尔-伏龙斯在处理这件事，但他并不知道这小子居然走上街头跟闹事的人一起要挟内阁大臣。一听这事，谢绾觉得事有蹊跷，杜福尔-伏龙斯虽然年轻，但与他共事这些年，也没见他这么飘过。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已经陷进去一个首相，不能再弄成内阁丑闻。谢绾派人去请首相回波恩，这件事必须关起门来处理。
然而事情此时已经不受杜福尔-伏龙斯控制。他在街头两次怒怼警察局长，要求工业大臣现场说明的事情已经不胫而走，全城乃至全国的抗议工人都受到极大鼓舞。这不仅让谢绾派去请他回内阁的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更让接下来几天工人们更加狂热的阻断交通、占领工厂、殴打管理人员和警察，莱茵联邦陷入立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之中。
事情至此，谢绾断定背后有人操纵。他一边果断要求此时已被任命为参谋长的毛奇用军队执行全**管，一边让毛奇派军队的侦查员前往调查组织者和幕后主使。两天后，毛奇回报，
“阁下，是一名叫做‘查尔斯·傅立叶’的法国人在背后挑唆的。此人倡导乌托邦福利主义，而且极其反犹，向来要求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
谢绾亲犹太是尽人皆知的事，他没少因此受抨击，为此他不得不一边尽量与犹太人脱钩，一边推动立法限制日耳曼民族主义。此时的谢绾，既是最大工业财阀的头目，又是德意志头号亲犹派，还是法国人的心头刺，被这位傅立叶盯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谢绾也想到了这层，自言自语道，
“看来是冲我来的……”
然后他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吩咐了几件事，
“第一，立即去找一下傅立叶以及核心组织者过去的烂事，不间断在报纸上公开，《德意志时报》要带头矫正视听；第二，军管执行到事态平息为止；第三，宣布总理大臣因为健康原因正在休假中，由财政大臣李斯特阁下暂代其职，我会亲自写信申饬；第四，对各报纸过度解读要尽量控制，实在不听招呼……就找点安全、税务理由进驻现场查几天。”
接着他顿了一下，
“事已至此，对于最初那宗杀人案，必须调查清楚并公开真相；对于贪腐的公务人员一定要严查。但是，责任一定是工厂厂长个人的，顶多追究地区负责人的失察之责，绝不可以攀扯到科克里尔阁下，更不能涉及他工业大臣的职务；公务人员的问题追责也到科布伦茨市警察局局长为止，不要攀扯到市长。这是刚才那几件事的原则……另外，尽量不要伤人。”
说完他又看了一眼在场的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