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莱茵后，谢绾在波恩渡过了一段没什么作为的日子。
暹罗湿热气候让他皮肤病反复发作，肠胃也不是那么健康；从远东回到莱茵后，高纬度地区过于阴冷的天气又让他心情总是低落——身体的不适，让他不自觉的远离政务。
实际上在他离开莱茵期间，议会和内阁也有意无意的消除他的存在感。此时他保持与政务的距离，让各方都松了口气。
但谢绾并没有那么介意这种疏离。
当年他紧紧抓住军权和政权，是因为莱茵地位不稳，内忧外患，确实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而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莱茵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工业强国，除普鲁士意外的德意志地区领头羊，他个人的生死已经与莱茵的地位没有关联。并且他个人已经在莱茵、德意志乃至全欧洲都确立了一个公允的角色，一个工业化和共和政体的符号，杀掉他除了引起更大的敌对，对任何势力都没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他也已经年近五十，身心都不允许他再像当年一样四处奔波，豁出性命去赌个虔前程。所以他也愿意放下政务，去更多的参与工业和技术的细节工作。
这是时间的力量，也是人无法阻挡的进度。
除了李斯特去世，当年与他并肩战斗的前辈们也逐渐老去。谢绾的老朋友和老对手，威廉·冯·洪堡，汉诺威王国的首相，在1844年年底也去世了。
谢绾倒是没有非常悲伤。毕竟洪堡已经是七十七岁高龄，而且在原时空中本应该在1835年就去世，已经因为一些不明的原因多活了近十年。
按照洪堡的遗嘱，谢绾被特邀主持了他的葬礼。然而谢绾前脚离开汉诺威，汉诺威国王，“严肃的奥古斯特一世”，后脚就立即下令废除了其前任于1833年制定的相对自由的宪法。
洪堡在世时，奥古斯特一世不敢也没能力走这一步，到如今终于有了机会。
他的行为立即引起了汉诺威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弹。哥廷根大学的七位教授，宪法学家威廉·爱德华·阿尔布雷希特、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埃瓦尔德，文学史学家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法学家及德语学家雅各布·格林、法学家及德语学家威廉·格林，以及前期被邀请到莱茵，但还保留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职务的物理学家威廉·韦伯，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抗议信，史称“哥廷根七君子”
几天之后，哥廷根大学校长和四位院长，在没有学校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当着国王的面，公开谴责了七位学者的行为。紧接着国王便强行解除了七位教授的职务，并宣布驱逐达尔曼、格林、格维努斯三位教授，而身在莱茵埃森大学的威廉·韦伯也被拒绝入境。
这件事使哥廷根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蒙羞。
由于这是汉诺威内政，谢绾并没有做任何公开表态，只是到埃森大学慰问了威廉·韦伯，并趁此机会再次邀请“数学王子”高斯教授到莱茵来。但令他惊讶的是，普鲁士居然接纳了被驱逐的三位学者，而且完全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和地位。
这个行为明显是路德维希的做法。他这是向自由主义者示好吗？
但这件事真正的影响，在于德意志地区民众的态度。
汉诺威民众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捐赠活动以支持七位教授，在三位被驱逐教授流亡期间，他们从捐赠中还正常支取了工资；同时还出现了大量自发的抗议信，这让奥古斯特一世头疼不已；
而在莱茵，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信件、新闻评论突然堆满了谢绾的案头，要求莱茵联邦向汉诺威国王提出抗议，对汉诺威进行制裁。
谢绾哭笑不得，看来压太紧不行，放太松也不行。
在这个时空中，绝大部分国家保持着原时空的进步速度，各自在自由主义和君主**上缓慢演进；法国、汉诺威本来已经明显超过了原时空的进度，却由于两国的国王在晚年回复保守**而又被逐渐拉回了历史轨道。
唯有莱茵，因为谢绾担心自身民族问题而长期压制民族主义、纵容自由主义。使这个小国在得益于自由主义推动工业化的同时，也因为自由主义泛滥而有点忘乎所以。
他当然不会回应这些无聊的要求。然后民众立马就给他了一个下马威。
1845年初，刚过了新年，眼见莱茵朝廷无动于衷，大学生们就带头上街游行抗议汉诺威国王惩罚哥廷根七君子，顺便也抨击莱茵朝廷无所作为。
这才真是无妄之灾，莱茵朝廷招谁惹谁了。不得以，谢绾要求司法大臣维护街头秩序，在可能的前提下，让大学生们闹一下了事。
但这次事件比谢绾想的要让他更闹心。
因为文教大臣洪堡给他带来一本书，是法国的《前进周刊》，里头强烈抨击普鲁士的**主义，同时提及发生在汉诺威的事，顺便称看起来自由的莱茵不回应学生们的正当要求，“也是一丘之貉”。
谢绾心里“咯噔”一下，他看了看落款，这可是尊惹不起的大神。
洪堡当然不知道这里头的前因后果，他还在念叨着这个作者此前的经历，说是在法国写了很多针对普鲁士的攻击文章，被驱逐了好几次，是个很麻烦的刺头。
洪堡还提到，普鲁士国王已经要求法国政府查禁《前进周刊》，并且要求法国部长会议首席弗朗索瓦·基佐驱逐作者。随后这位作者被法国政府所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