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相濡以沫，结果却是各奔东西，慧君去了北京作北漂，唐志进了一个机械厂作车工，从此两人相忘于江湖。唐志突发奇想，如果她穿越到大唐来，可能比自己混得开吧？因为穿越剧演多了，大家也聊过穿越的问题，和那些花痴女一样，她喜欢的也是“霸道王爷爱上我”一类的脑残剧。
有一次慧君拍拍唐志的肩膀，“小李子，你要和我一起穿越，我就把你阉了，让你作太监服侍我！”当时硬逼着他做了一天的太监，那三年的同居生活是唐志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看来学的那些理科知识都好像没多大用处，倒是文学和音乐能派上大用场。在辉煌的大唐盛世，工匠和商人的地位一样低下，都是不能参加科举的，这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的缺陷。
唐志也只是把乐曲的主旋律搞出来，配乐之类的还要和吴老商量。说起来大唐的音乐和乐器还是很少，比西方的交响乐远远不如。震旦古典音乐几千年来，不知道和声、和弦的概念。不管二胡、笛子，多少种乐器，基本就是齐奏，大家全奏同一个旋律，就算有差别，也不过京胡声音细些，低音二胡声音粗些。很难找到两种乐器，你拉5，他拉3，拉不一样的音高。更没有一种乐器，右手弹主旋律，左手弹和弦。
全世界除了西方，还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发明出和声概念。《大英百科全书》记载：“世界上有许多音乐（如中国和印度的深奥音乐）是‘非和声’的。西方概念的和声有近一千年的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声并非简单地发出两种音高这么简单，而是一定要符合数学规律的几个声音配合在一起才和谐。而且还要用到物理，即声学。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数学也都很发达，但真正把数学和物理研究到极致的，非西方莫属。
以数学方式来探究音乐美的第一人，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恰好跟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佛差不多同时代）。他是一个神秘学派的领袖，他们证明了勾股定理，发现了黄金分割。
公元前525年左右的一天早上，毕达哥拉斯在克罗顿城的街上行走。路过一家铁匠铺时，数学家无意中听到了铁匠打铁发出的声音。那是一种铿锵有力，节奏鲜明的和谐之声。很快，他被这种声音所吸引，并沉迷其中。
通过比较不同重量的铁锤击打声，毕达哥拉斯发现，音质与锤重有关，铁锤的重量越大，声音就高，震动速度也快；铁锤的重量越小，声音就低，震动的速度相对也要慢一些。由此，毕达哥拉斯测定出了各种音调的数学关系。
然而，毕达哥拉斯并不满足于此。从铁匠铺回到家里后，他又找出琴弦，继续进行实验。果不其然，他发现不同音高的弦长之间也有数学比例关系。
由此，毕达哥拉斯得出一个结论，和谐的音乐乃是一种数的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所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形成的主要原因。后世所用的和弦，正是在这种“和谐音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此发展出了“奥尔加农”复音，从复调发展到和弦，由此产生了“和声学”，和声理论才一步步完善起来。最后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更是数学与音乐的完美组合。而和声是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音乐的表现力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西方音乐与东方音乐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道出了艺术家对音乐艺术与建筑艺术的理解。“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是说音乐虽然在时间流动中不停地演奏着，但它的内部却有着严谨的结构和形式美。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一句无数哲人极力推崇德、雨果、贝多芬都曾把建筑称作“凝固的音乐”。意思是说，如果使音乐的时间流动全都凝固下来，我们从音乐中或说从乐谱中便可以看到诸如严格数学化的比例、对称、均衡等造型特点以及乐曲形式同建筑结构的联系。
建筑是造型艺术，音乐是听觉艺术。但是两者的艺术规律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有严格的、精密而和谐的数理结构。都能给人以感官的美感。
中国古典哲学似乎从最初就与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重分析，东方重整体，西方重视对宇宙物质世界表象的探究，而东方重视对宇宙世界本质的探究。最终现代分析科学得到大发展，而中国的整体科学停滞不前。
西方人无论玩音乐还是美术，都喜欢引入数理概念，比如美术的透视、解剖、色彩冷暖对比，光对色的反射折射，等等，从而产生出无数流派。中国古典则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存，中国古典哲学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
现在唐志考虑是不是把西方交响乐搞出来？想想还是算了，那玩意儿不是唐志这半吊子能搞掂的，不过一些西方乐器倒是可以弄出来，比如铜管、木管、打击乐。以前唐志给一家军乐厂做过推销员，那些乐器的技术参数还是记得的，交响乐团不说，军乐团倒是可以搞出来玩玩。
还有吉他，琵琶和吉他很像，但是大都弹单弦，最多加一个轮指，没有和弦一说。吉他就不同了，和弦、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