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就更扯淡了，韩非子甚至搞出一个五蠹学说：“五蠢”，指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
其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其三，带剑者，指游侠；其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其五，工商之民。
韩非子曰：“此五者，邦之蠢也。”也就是说韩非子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把工商业者作为五蠹之一，可见法家是多么的愚蠢和狭隘。
佛家在印度其实还是讲技术的，古印度非常强调五明，五门学科涵盖了当时世界所有的知识体系：一内明、二因明、三声明、四医明、五巧明。内明为求自解学（自己悟道明理）；因明为伏外执学（降伏外道）；声明为令他信学（传播佛法）；医明为所治方学（治病救人）；巧明为摄一切众生（摄收众生）。
古印度有很多修行者，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都不止，除了正统的婆罗门教，还有其他教派，释迦佛传法时期有96种外道，他们都倡导五明，只是大家的内明各有不同，各有自己的哲学和修行体系。
其中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
释迦佛做王子的时候跟几个哲人学习世间的科学技术，印度的高僧很多是大学问家，不过佛教传到咱们这里就变味了。有些和尚也会学医，学因明，有些人学起了士大夫吟诗作画喝茶。大多数人除了念经，其他都不学，根本不讲工巧明，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是一味地漠不关心。
印度的大和尚都是有渊博知识的，被称为“班智达”，意思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佛陀有个名号为正遍知，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都能明白无误地知道。你要想成就佛陀就需要修炼菩萨的六度万行，成就一切种智。万行就是修行的行门很多，行门有有八万四千种，每一门都是学问，菩萨都要学习。
虽然佛家讲空，讲不着相，但是佛家讲的空和道家讲的无不是一回事。道家排斥科学技术，说他们是奇技淫巧，佛家不排斥，佛家只是叫你不要著相，不要被世间的技巧、智慧迷惑住了，叫你要“于相而离相”，要成为这些技术的主人，不要成为他们的奴隶。要学好技术为我所用，不要让这些知识把你指挥得团团转，世间的学问、钱财亦复如是。
魏晋南北朝的fēng_liú士子和宋朝的士大夫们，普遍追求的雅致隐逸的生活，直到后世还在为人津津乐道。只是，他们是做官的呀，做官的不管事，官牍之劳形落在谁的身上？胥吏。最后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的现象的出现，就不奇怪了。
到了近代西方入侵，最后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道释儒毫无应对之策，反而成为保守势力反对变革的工具。最后来了个青年运动，砸烂孔家店，把道释儒三家全部推倒在地，一地鸡毛。
再到后来，大家发现西方文化对于震旦冲击太大，很多社会思想道德问题都暴露出来，最后发现还是要回归传统文化，所以这三家又起来了，于是各种讲坛出来了。
因为儒家、法家和道家的这些缺陷，极度蔑视技术，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商业者的地位低下。震旦的知识精英全部精力都去钻研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和诗书琴画，没有人去关心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一个“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李约瑟之前，中国没有人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需要一个外国人来描述？也许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前一个难题的答案。
即是到了21世纪，钱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米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鹰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鹰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