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陈汉生正准备出门照相，一个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的邮递员突然从那条小路往这边飞来，并提高向陈汉生打了个手示，提示他有信件来。
已经当了几年业余作者的陈汉生，一心想要成为作家的陈汉生，赶紧站住，并显得有些激动。尽管他多少次的对外投稿，大多石沉大海，或者即使收到某个编辑的热心回复，也大多是同样的铅印字样：来稿经商议不用，感谢你对本刊的支持。痴心不死的陈汉生，在看信后虽然有过短暂的沮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先前的那种似乎永远也扑灭不息的坚定意志和如做白日梦的期待。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件的那一刻，陈汉生不忘对那个邮递员回应了一个既是礼貌也带有感激的笑脸，然后才拿眼去看那封信。
让陈汉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收到的，不是任何一个杂志社的回复，而是来自县文化馆的一封信。看到文化馆那三个字，陈汉生的心情依然照样激动。在这之前，陈汉生就曾听文化馆的游老师向他吐露过，说各乡镇文化站正在整顿，他所在的公社文化站有可能要招人。这位热心的游老师的原本用意是既告诉他这样一个好消息，又暗示他要主动去活动一下，争取一下这个名额。在全县的业余作者中，陈汉生是一个写作最勤奋的业余作者，他不仅几乎天天在写，而且常常步行几十里路送稿子到文化馆来让他看。陈汉生的行为，多次让他感动，也让他开始留心关注。作为过来人的游老师，他当然能够体谅到陈汉生搞业余创作的艰难，因此他除了关注他的创作，还一直在暗中为他争取机会，但他究竟只是一个辅导老师，只能争取，没有决定权，因此也只能对陈汉生传达这样一个意思，并暗示陈汉生自己也要努力去争取这个机会。
可天真的陈汉生却只以为老师告诉他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暗示他有可能被公社文化站选用。
陈汉生在打开那封信的时候，脑子里已经想入非非，并感觉到自己突然摇身一变，不再是一个靠照相而自谋生路的求生者，而是一个文化站的工作人员。那样，他不仅能够一下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还能够名正言顺地去进行自己想要追求的文学创作。当然，更重要的不只是这些，还有他一直面临的家庭压力。作为一个已经生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已经以照相为业，挑起了家庭重担，但一直坚持不放的文学创作，却被家人视为在做无用功，甚至就是不务正业。就连最爱他的祖母，也对他这个行为极端不满，多次唠叨让他放下。父亲虽然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性格倔强的人，自己想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不想做的事，再劝也无用，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做陈汉生的思想工作，并不断的提示，他已经是个快三十岁的人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要更多的考虑成家立业的事情。继母和妻子，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他们那种默认的反对态度，显而易见，甚至更让他感到是一种压力。
拆开信一看，陈汉生脸上的表情，从激动一下子变为沮丧，但很快又从沮丧变为激动。文化馆的这封信，并没有提到有关文化站招人的事，而是通知他三天后去一个叫什么长流的地方，开一个半月之久的业余作者的文学创作会。
虽然文化站招人的事没有提及，去参加一个全县的业余作者创作会，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当然也是一件喜事！
因为是三天后，陈汉生就没有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而是照旧去照了一上午的相。在整个上午的照相过程中，陈汉生的心里一直享受着这个秘密。那喜悦的样子，就好象他的某篇稿子被杂志社的采用了。
好激动的陈汉生，在这天中午的饭桌上，还是控制不住地对家人说：
“文化馆来信了！”
听说文化馆来信了，激动的就不只是陈汉生，还有他的家人。不等陈汉生作进一步的说明，家人就七嘴八舌地问起来了。
“文化馆来信说什么？是不是叫你进文化馆？”
“你不是说过文化站要招人吗？是不是文化馆的通知你去上班？”
“你这么爱写作，他们早应该让你去文化馆的！”
“要是能够去文化馆，我们就不会反对你写写画画的了！”
“去文化馆有多少钱一个月？”
“去文化馆算是国家职工吗？”
……
“不是的不是的！”陈汉生不得不赶快声明。
听说不是的，一家人都沉默了。
“文化馆是通知我去开会！”陈汉生不得不赶快说明，否则家人会进一步误会。
“开会？”父亲首先提问，“开什么会？”
“开创作会！”陈汉生说，“就是创作学习班！”
父亲不懂什么创作，只知道是写写画画的事，便进一步问，“什么创作会？不就是写写画画？”
“也算是吧！”陈汉生知道无法跟父亲在这方面沟通，也懒得进一步解释。
“给工钱吗？”祖母退而求其次地问。
“不给！”陈汉生说，“如果是过去，可能还按天给工分，现在，分田到户了，责任制了，就什么都不给了。”
一家人就很失望也很疑惑地看着陈汉生，开这种不给钱又不给工分的什么会，有什么价值？
“多长时间？”继母开始提问。
“半个月吧！”陈汉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