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人耳目，到了天津，张勋特意把黎元洪刚刚委任的代理国务院总理李经羲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
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他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的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他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
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与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的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因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
到这个时候，大家还真没想到张勋的来意。因为他把军队放在北京城外，只带了几个卫兵入城，以向外界表示他无意兵谏，只是来劝和的。当然，私下里，他的动作也是很频繁的。
跟多数有身份和地位的老粗一样，张勋特别喜欢听戏，所以他把京城的艺人请到家中开堂会，一是真喜欢，二来也是作幌子。
别说，他的魅力不简单。因为他出手大方、不拿架子、而且懂戏----是真格地爱戏、也爱戏子，所以民国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甚至老一辈的谭鑫培、孙菊仙都买他的账。只要他开堂会，请谁谁都来。
此时民国已经建立六年，连总统都换了两茬了，即使复辟成功，还需要一批拥趸啊。所以张勋在私下里放风，以便寻找支持者。一时间北京城里风声很紧，大街小巷都在传说张勋要复辟。
现在看起来，复辟这事简单是脑袋进水了，正常人谁都不会干这事，那是要推翻国家啊。所以，历史书上的张勋当然臭了。
可是要代入时代啊，那会儿清朝才亡国几年，并且君主立宪一直有市场。在好些人的心里，都觉得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退回去走君主立宪的路，也许可行。当年的老百姓，对于上面有个皇帝，其实没有什么不高兴。因为几千年的帝制传统，大家都习惯了。所以复辟当日，北京市民欢声一片，家家户户挂起龙旗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历史记述，一直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帝制复辟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哪怕你仅仅是要君主立宪，也是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韪。
可是张勋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就凭手中这5000兵，顺风顺水没有问题，真的发生些变故，他的这点兵力连镇守北京十几个城门都不够用，所以需要寻找一批“志同道合”者。在此时，以满清遗老铁良为首的“宗社党”趁机与张勋搭上线，要助其一臂之力。
要说这个“宗社党”，让人可气又可笑。辛亥革命后，失掉权势地位的一小撮清室皇族中的顽固分子良弼、溥伟、铁良等为恢复往日荣耀，密谋结社“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清帝退位及与革命政|府议和，企图保存清皇朝统治。然而随着其中流砥柱的人物良弼被京津同盟会分会的杀手彭家珍炸死后，这个组织已作鸟兽散。
然而人一旦痛失权力，对其的渴望却越发强烈。三年后，由于日本政立运动，宗社党在日本重新成立，总部设在东京，大连设支部。主要成员有原肃亲王善耆、原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原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富升阿，还有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
本来寓居大连的原肃亲王善耆领导大连支部，与川岛浪速等共同策划，于1916年3月组成宗社党“勤王军”，准备在辽南起事。却被少帅带一帮学生军轻松打得落花流水，也成就了少帅的“乳虎”美名。随着1916年6月袁世凯死，段祺瑞组阁，日本对华政策转变，勤王军被解散。张作霖在奉天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让他们认识到，在东北这个他们满清“龙兴”之地想搞出什么大动静、重建王朝之可能性大为降低。假以时日，清室复辟几无可能，宗社党们陷入绝望。
可是当辗转得到张勋意图复辟的消息后，这些人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准备孤注一掷了。是啊，时不我待，再不出手，满清皇室的名号就要真的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去了。以号称“只进不出”、外号“铁公鸡”的庆亲王奕匡长子载振为首的原亲王贝勒们纷纷大方地散尽家财，从外国银行里取出备以未来挥霍的财产，准备向日本人购置军火，重组“勤王军”，并大力支持张勋的“义举”。
张勋军队不是火力不足吗？我们出钱买大炮给他守城！他的军队不是军费不足吗？我们替这些“忠义勤王军”发放津贴！拉拢人员助威不是需要花钱吗？我们帮衬着！----只要大清帝国能够再续龙祚，这些钱都是分分钟的事。
可笑当初执掌政权时，载振与大臣那桐一道卖官敛财，人称“庆那公司”，毫无顾忌地充任大清挖墓人的角色。在经受这么多年国破家亡的遭遇后，终于醒悟过来了。没有大清国，他庆亲王什么贝子贝勒屁都不是！在一番努力后，一帮子满清遗老们共集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