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人徐贞卿所著的《翦胜野闻》中，不但详细记载了太子朱标与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们表明：宋濂之罹祸，根本与胡案无关；或者说硬牵上胡案，只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罢了。徐贞卿没有明确记载宋濂的死因，其余野史、地方志、碑铭墓志中却多有记载宋濂是绝食或自缢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实录》所载，是病死，那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目睹着家被抄，儿、孙被杀，自己也被押赴崎岖蜀道充军，而且这一切还是来自于自己为之服务、效忠多年的王朝与皇帝，更何况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勋，而且谨小慎微，从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难逃大劫，他能不病么？他能不气病而死么！
宋濂一生著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仅见之于《明史·艺文志》的就有《孝经新说》、《孝慈录》、《唐仲友补传》、《浦江人物记》、《燕书》、《萝山杂言》、《心经文句》、《潜溪文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銮坡续集》、《銮坡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别集》、《朝天集》等。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处于这种大气候之下，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硕学鸿儒，纵然战战兢兢，谨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脱一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