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新闻联播，这段时间电视和报纸上都是讲某某轮，作为革命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肯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决拥护组织的决定。
看完新闻后，紧接着召开全连军人大会。
在会上连长徐志乐宣布：给予炊事班给养员吕旺辉严重警告处分。
原因是昨晚七点四十分，吕旺辉未经请假批准，私自跑到外面阿枝店寄信，被团里纠察给逮了个正着。团里对他这种私自外出寄信的行为，给予了全团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如果是平时出现这种情况，兴许还可以疏通一下，不会在全团范围内通报批评，但是现在不行，部队还处于一级战备期间。
宣读完处分，徐志乐又安慰吕旺辉不要背思想包袱，希望他能以此事为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争取干出好成绩了，让连队将这个严重警告处分从档案里拿掉。
梁荆宜是上午听说这个事的，他吃过中饭还找吕旺辉问了。
吕旺辉溜出去寄信，并不是寄给家里人的，而是寄给女笔友的。
交笔友在部队里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有些人还以自己的笔友多为荣。
虽然领导上政治教育课反复讲“交笔友容易产生泄密问题”，但是交笔友这个事，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存在，因为滋生它成长的土壤，实在是太肥沃了。
杂志上的交友信息，你灭得了吗？报纸上的，你灭得了吗？还有收音机里面播出的那些，你灭得了吗？你灭不了的。
尽管部队也灭“三机”，严禁官兵拥有手机、传呼机和收音机，前两项因为价格昂贵，几乎没人能消费得起，但是收音机却是“白菜费”。
一个好似白雀灵盒子般大小的收音机带上耳机线，在阿枝店仅仅只卖八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
而且由于收音机的机体小，价格便宜，既方便藏匿，也不心痛它会被收缴。
吕旺辉的女笔友也不少，至于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信息，梁荆宜也不清楚。
曾经他也问过梁荆宜要不要女笔友的信息，考虑到自己有了一个，梁荆宜便没有明确表态，是要还是不要。
后来关于这个事情，他也没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了。
中午梁荆宜问他的时候，这人还信心很足，说自己担任给养员以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上个月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加班给营里修建了临时洗车场，按理说连队不会处罚他，最多给个口头警告了不得了。
就是出去寄一封信嘛，看上去的确算不得是什么大事。
见他说得这么自信，梁荆宜还以为是连长和指导员找他谈过了。
谁知道晚上突然宣布给他来个严重警告，根据《纪律条令》规定，口头警告与严重警告，连队有这个权限，不过这两种处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就像去年被营长和教导员逮住偷桔子的，那个营直的第五年老兵崔建设，当时背着一袋桔子在全营官兵面前闪亮登场，虽然出尽了洋相，但也仅仅是亮了个相，口头警告了一下而已。
而在现实中，口头警告是说了就过了，严重警告则不同，它是要进档案的，也就是说，有白纸黑字写着，放到你的档案袋里，这说得直接点，叫一个人生污点。
领导说你表现好了，就会给你拿出来取消，这也是实事求是。
不过一个年青的战士，你让他背上一个处分，等于是无形之中让他背负了压力。
新来的卢教导员说当兵的背处分，就跟和尚挑水一样的，一个、两个、三个都压不垮，他指的是党员和干部，那些人和普通战士相比，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年龄上，又或者是在阅历上都不一样，两者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
吕旺辉被要求在全连面前作检讨，他应该是提前得到了通知，因为当连长让他上台作检讨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早就已经写好的检讨书。
一张半的检讨书，洋洋洒洒大几百字，无非先是把自己的错误事实陈述一遍，之后便是今后需要努力改正的几点措施和保证。
工具棚里退伍老兵们留下的检讨书，梁荆宜是看得多了，如果现在让他写，肯定花不了二十分钟，他就可以整出一篇深刻的检讨来。
吕旺辉出的这个事，如果不是碰到一级战备，连队也不会处理得这么重。这是徐志乐在吕旺辉作完检讨后说的。
其实昨晚团里纠察逮住他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的信，哪怕团里纠察找阿枝要信，人家也不会给嘛！你又不是警察，我凭什么给你。
生意人，她总得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至于吕旺辉为什么会主动跟纠察说，是寄信给家里，那是因为战备期间团里要求能不写信的，最好不写。实在是要写信的，一是要限量，每个月一人只能写几封，这个营里可以控制，要发信就得盖上营部的免费三角戳；二是写信不能涉密，这个基本是就靠自觉性了。
你想啊，女笔友交着，限量发信肯定是不行的，那样时间一长，彼此的关系就淡了，说不定对方就会移情别恋，所以他冒着危险去阿枝店寄信，也不仅仅是为了寄一封信，更多的是想延续这一份感情。
团里纠察出来巡逻，说实话他们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大晚上的五六个人坐在北京212敞蓬吉普车的后面，吃灰吃到吐，他们也不愿意，所以逮住了吕旺辉，大致问了个情况后，记下单位，就放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