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胶莱河可以通航，则必将大大缩短南北运输的时间，同时还能避开“成山角”的阻碍，是开通海运以代漕运的不二良方。
而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为晚明的政治斗争太过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海运漕运之争中纠缠不休，以致胶莱河计划屡屡搁浅。
在朱翊钧穿越成万历皇帝前，明穆宗时期就已经出现重开海运的争议。
当时黄河改道频繁，洪灾不断，其中徐州至沛县一带是重灾区，运河河道的会通河段也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严重淤塞。
其时漕督、总兵官等治河不利，纷纷获罪，漕河危机成为朝廷上下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此时，曾在隆庆元年因受徐阶心腹胡应嘉、欧阳一敬攻讦退休还乡的高拱，在张居正等人的奏请下复归朝政，任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实际上把持了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于是他提出了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
但高拱的提议遭到了梁梦龙、王宗沐二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认为仓促开凿新河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功。
而梁梦龙、王宗沐二人作为山东的地方官吏，其真实想法却是维护本省利益。
因为开凿新河必然耗费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还因此专门致信当时的山东籍官员兵部右侍郎谷中虚，请求其在参与朝政决策的时候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打消此动议。
这尚且只是山东一省，倘或考虑到其他漕运既得利益者，则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必然更多。
即便是身居内阁首辅的高位的高拱，提出的方案在威胁到地方利益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势力的阻挠。
除了地方官员，当时反对高拱胶莱河提案的还有张居正。
那时的张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响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码，故而与王宗沐等人的诉求一拍即合。
于是张居正便巧妙地建议高拱心腹胡槚到山东实地考察，待胡槚到达山东后，又受到王宗沐等人的热情款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因此胡槚返回朝中后，就得出了胶莱运河开凿花费巨大，得不偿失的结论，最终成功使明穆宗下令罢议此事。
当然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文官政治斗争影响朝廷大事最终决策的问题或许还没那么严重，朱翊钧在穿越来之后也不至于在每做一件事前都要考虑得面面俱到。
就在明穆宗下令罢议胶莱河之后的五年，到了万历三年，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再次被人提出时，张居正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改为全力支持。
不仅如，张居正还特别告诫勘测官员徐拭，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员，必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全力阻挠新运河的开凿，因此应有所准备，不可轻信。
原本极力反对海运的梁梦龙、王宗沐二人又转变态度改为支持海运。
他二人凭借在山东官场积累的政治资历，一个迁右副都御史改抚河南，一个升任刑部左侍郎。
在离开山东官场后，梁梦龙和王宗沐忽然又变成海运议案的倾力协助者。
他二人当时放弃长江出海口而改择于淮安开船，历时一月有余成功到达天津卫，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但是他二人也和高拱当年一样，受到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政治狙击，于是在多方压力之下，朝廷再次罢行海运。
朱翊钧想到这里，觉得后世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实在是有些不公。
倘或说到操纵朝政大事来把控政治斗争，张居正摄政那几年，类似的事情做得也不比后来的万历皇帝少。
譬如隆庆、万历年间海运的两行两罢，未必就没有张居正自己的私心在。
其实张居正第二次罢行海运，也是因为他偏心自己家乡的缘故。
由于湖广是产木之地，所以明朝的海船制造主要位于湖北的清江、卫河。
如果要将朝廷的海运计划坚持实践下去，那么湖广百姓必将承担朝廷繁重的海运料派，以及船厂造船的巨大负担。
而这却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
朱翊钧明白张诚为何要提起胶莱河之争。
不单是因为张诚是靠“倒张”而获得皇帝信任的，而是他想告诉皇帝，海运和漕运的关键从来不是它二者利国利民的实际效果，而是取决于朝中官员政治利益的博弈结果。
即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也会对自己的家乡有私心，也会利用海运为自己谋利，也会利用政策路线打击政敌。
张居正尚且如此，何况朝堂诸公？
朝臣们宁愿推荐一个或许会使皇帝不太高兴的潘季驯，也不愿再提海运之事，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朕当然记得。”
朱翊钧掠了张诚一眼，
“不过现在‘张党’已清，倘或朝中再有海运之议，想来也不会如先帝在时，有那般诸多议论了。”
张诚回看了朱翊钧一眼，小心应道，
“奴婢以为不然。”
朱翊钧问道，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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