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无非是因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员尽皆胆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还在，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颜之提议。”
张诚笑着摇了下头，道，
“皇爷，可不能这么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
朱翊钧道，
“哦？怎么个不在行啊？”
张诚道，
“蒙古人进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样当了地主、豪强，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还不可收拾。”
“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
“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成天只会享乐，奢靡成风，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把持地方漕运。”
“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
“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
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不禁追问道，
“这却是奇了，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
张诚回道，
“皇爷或许有所不知，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一是海关税侩，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
“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
“据奴婢所知，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加上所谓的“浮耗”，途径的八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
“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
“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费，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来，漕运关乎的是国计，而在蒙古官吏、豪强看来，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钧道，
“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
张诚点头道，
“贾鲁并非无能，只是治河一事，从来牵扯甚广，据说蒙元时，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
“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
“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大部分都被河运官员中饱私囊。”
“这些官员得了好处，又可以拿着从漕运中赚到的银钱去四处贿赂，打点升迁，滥邀官职。”
“这些官吏为从中渔利，甚至不惜抬高运河水位，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昔年红巾军起兵于贾鲁治水之时，则足可见蒙元漕运之乱象。”
朱翊钧终于明白了为甚么黄河从元朝治到了清朝，整整治了七百多年还没治好。
漕运利益集团如此之大，牵涉官员范围如此之广，难怪即使是当年斗倒了高拱、风光位列首辅的张居正，也不敢与漕运集团正面交锋。
“确实如此。”
朱翊钧缓缓道，
“漕运之事如此棘手，想来忽必烈也是束手无策罢。”
张诚应道，
“纵使是蒙古人，也只有费心治、慢慢治，才能让黄河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朱翊钧反问道，
“那最后蒙元的黄河好起来了吗？”
张诚笑了笑，避重就轻地回道，
“皇爷有潘季驯这样的能臣，在治水一事上，一定胜过蒙元百倍。”
朱翊钧低头沉默几许，忽然扬唇笑道，
“张居正也未曾胜过当年的妥欢帖木儿，蒙古人当然不会杀蒙古人，朕可不能单指望张党来做事。”
张诚心下一紧，
“那皇爷的意思是……”
朱翊钧笑道，
“我朝有漕军与长运法，于漕运上本就胜于蒙元，漕司领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相准，这些漕军要是能派上用场，朕又何须另求人手来开凿海运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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