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最终让内阁松口同意在太仆寺试行“民推吏”的办法用的是另外两个理由。
一是他假装在三位辅臣面前生了一回气，抱怨马调不上来，钱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记上来的户籍人口和实际人口的数目出现了严重偏差。
第一个问题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晚明马政的确已然烂得不成样子了，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比原来那套还烂。
皇帝想另辟蹊径，又不是往科举出身的官员身上开刀，责任又通过厂卫分摊到了马户百姓头上，官员想反对也寻不到非要违拗皇帝的理由。
再说太仆寺交出来的数据也实在不好看。
第二个问题是朱翊钧自己向内阁指出来的，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封建社会中，朝廷账面上的人口却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饥荒的因素，人口数量也不会是只跌不涨的。
所以，为了登记有效男性劳动力人口，必须给予交课重税的百姓一定政治权利。
至少要让男丁缴税服役的义务和他们得到的权利等同。
当然了，这只是朱翊钧本人的一套官方说辞，他心里知道，晚明账面人口的持续下跌并非取决于老百姓的觉悟高低。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现在大明给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又贵又差，一旦出了问题，百姓既不能投诉，也没有第二个出售公共服务的官府给他们选择，他们可不得觉得委屈吗？
在这一点上，朱翊钧不得不与历史上的那个“反贼”李自成有所共情。
这个问题具体分析事例可以参照崇祯年间的征辽饷。
当时支持崇祯皇帝征饷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他是从阶级角度替崇祯皇帝为加征重饷辩护的。
他认为，崇祯皇帝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崇祯年间的税收都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
虽然加上去的税收放在一起总体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均摊到地主头上，相当于一百亩地加征不到五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们增加点儿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
而且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地方官都廉洁了，那皇帝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
如果当地豪强的承受体量就是那么一点儿，那能收上来税钱就是一个恒定的数目，这笔钱宁愿被皇帝收走去练兵平乱，也比被地方官中饱私囊来的对国家有利。
换句话说，皇帝加派辽饷，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权力减去地方的“腐败税”。
有了杨嗣昌的这番理论支持，崇祯皇帝又另外征求了内阁的意见，在获得内阁的赞成之后，崇祯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结果辽饷一晃征了几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
官军照样无能，清军反倒越来越强，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正从西安一路向北京进军，而支持辽饷的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
直到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写了份奏疏替皇帝检讨了一下过往政策，认为征加辽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的闹剧。
幸亏杨嗣昌当时已经为国殉职了，倘或杨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该追究他提议征加辽饷的责任。
当时崇祯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后，为此同当时的内阁辅臣蒋德璟吵了一架，结果是蒋德璟引罪辞职，崇祯皇帝也取消了练饷。
倘或从帝王史观来看，崇祯皇帝无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刚登基的时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聋又瞎，不想当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们眼中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低能儿童。
朱翊钧虽然承认皇帝大多是个聋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当作患有认知障碍。
不过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崇祯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银也还是没为朝廷练出兵来，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贼的那一边，确实属于自作自受。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社会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放弃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粮食就越种越少，饥荒就越来越严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属性，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还要添上皇帝的好坏和贪官污吏的多少这两条。
换句话说，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官府压榨越狠，土地价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贼的队伍就越壮大。
而经过崇祯皇帝的四次加征辽饷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顾炎武的书中是这样的价格，“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即总共值银七八两的地，朝廷要求收缴的税收就多达十两，将近土地本身价格的一点五倍。
这种情况下，地当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农民即使是没有遭受灾荒的，遇到这样重的地税，也纷纷弃田而走，成为反贼队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祯皇帝的加饷平贼成了一种反向效果，皇帝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贼，饷就更没处征了，相当于皇帝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空头政策为大明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这就致使地方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