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京中山陵9号小红山主席官邸。统帅部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会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看向两排正襟危坐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刚刚刘斐说了，我们之所以淞沪会战打败了，是因为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也不应该寄希望于九国公约，应该靠我们自己来和日本人作斗争，我觉得很有道理嘛。不过现在你们来说说，关于首都南京的防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计划呢？”
“南京从战术上讲，可以说是一个绝地。如果我们死守南京，那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先发言。“我军刚刚从淞沪战场撤出，人员，装备还未来得及补充，这种情况下和敌人硬碰硬是不值得的，倒不如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以阻止日寇北上。”顿了一下，李宗仁又补充道：“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提出：“以我意见，应将大军撤出城外，一面可以监视南京，一面可以掩护徐州，还可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
“南京是国之首都，若不防守，何以向国民交代？”听到两员大将都主张弃守南京，蒋介石很是忧虑。
于是，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站了出来：“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更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做适当抵抗后就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大约12到18个团就足够了，守城部队太多会不便机动。”
对刘斐的意见，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等将领都表示赞同，但这并非蒋介石所想见到的。虽然他心中明白，南京城从军事角度讲的确不利于防守，可从政治角度来看，作为一国之首都，就这么弃守实在有损一国之脸面。蒋介石很纠结，台下一众将领也很难办，最后也没有达成什么一致意见，第一次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蒋介石重新召开了军委会最高国防会议。会场上，前一天建议战术性弃守南京的几位将领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但蒋介石期待看到的是大家群起呼应，共同捍卫南京的场景，对现在的这个情况很是失望，于是，会场变得一片沉默。
这时，军委会军事训练总监，军法执行总监，一级上将唐生智站了出来。和其他几个一级上将不同，唐生智因为之前反蒋已经在军事训练总监的闲职上坐了很久的冷板凳，这次会议之前他专门请教了蒋百里，得知日军有可能并不会强攻南京，便挺身而出了。
“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蒋介石倒是没想到名将如云的会场上只有个管军训的军事训练总监站了出来，便问唐生智：“如果让你守南京，有没有把握？”
唐生智大义凛然的回答道：“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本人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听到唐生智慷慨忠义的陈词，蒋介石大喜。因为他其实还在期望着九国公约签约国的讨论结果，另一方面还在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进行的秘密“调停”，还是不想放弃首都南京城的。唐生智这一番话，像给瞌睡的自己送了个枕头，心中很是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指挥保卫南京，唐生智表示自己必将“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统帅命令，绝不撤退。”
李宗仁比较熟悉唐生智，知道唐生智的实际能力并不出众，他说的和南京共存亡很有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便翘起拇指讽刺唐生智道：“孟潇，你了不起啊。”唐生智也回击李宗仁：“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
在第三天的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否决了刘斐等人弃守南京的提议。至此，军委会便开始全力备战，统帅部开始下达一系列的战略战役举措。作为军委会主席，蒋介石心里自然明白，在日军的军事优势下，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划算。只是实在不守难以面对舆论压力，这才最终决定短期固守，如果实在难以坚持守城部队是可以撤退的。
虽然决定了一定要守一次南京，但国民政府同样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调集部队建筑工事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开始陆续撤往重庆，做着迁都的准备。
同样，南京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和比较机灵的市民也开始搬家了，林远的父亲林安邦就在此列。虽然林远家不住南京，但是林家在南京有好几家公司和商铺，林安邦有朋友在政府财政部任职，专门来找林安邦，告诉他南京政府打算迁都重庆，要他也做准备。林安邦很有危机意识，自从上海沦陷就开始变卖一些商铺了，这下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咬了咬牙，托交通部一个朋友帮忙花高价找了两艘火轮，把值钱的货物都沿江运走。然后回家接上还在浙江的家眷，举家搬去了重庆。去重庆前，他还特意拜访了齐县长，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