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玘部就要麻烦很多，他们的驻地虽然在遵化，但人员大多是四川人。邓玘原是四川副总兵，己巳之变中率兵六千勤王，之后就一直驻守遵化。长期奔波在外，川军士兵的厌战情绪很强，邓玘本来已经要求率部还乡了，但由于登州之乱的突然爆发，朝廷还是没同意他的请求，将他们调来了登州。
原本兴致勃勃准备回家的军队，突然被告知要去打硬仗，全军官兵的情绪当然高不起来。但是邓玘部的逃兵倒是很少，原因很简单，这里离四川老家三千多里，逃了也回不去。
邓玘部的军纪非常堪忧，为了安抚士兵情绪，邓玘纵容他们到处奸淫掳掠，杀良冒功。郭君镇的队伍就与一队下乡劫掠的官军遭遇了，双方混战一场，没想到这些官兵极不好斗。双方的兵力差不多，郭君镇突然袭击正在分散抢掠的官军，本来应该是十拿九稳，可没想到官军迅速组织反击。虽然最后官军还是落荒而逃了，但双方都战死了几十人，也只能算打了个平手。
一般人提起明末历史，只知道关宁军、东江军、天雄军这些有名的部队，殊不知四川也有强兵。他们在平定奢安之乱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因为长年与西南土司打交道，更擅长几十人的小规模混战，对于山地战、突袭战这种农民军对付一般官军时的撒手锏有更强的应对能力。
后来，邓玘部直到崇祯八年都没能回家，忍无可忍的士兵发动了兵变，邓玘坠楼身亡，这支军队被左良玉趁机吞并。崇祯十年，四川总兵侯良柱部被闯军歼灭，其他四川军队又在与摇黄十三家的战斗中损折太多。四川并非朝廷重点关注的地区，是以川军的经费奇缺，部队损失了就很难补充，于是川军就此没落。等到崇祯十三年张献忠、罗汝才入川时，四川的本地驻军已经十分虚弱，全都一触即溃。当然，崇祯大帝不会认为这是他没关心川军导致的，而是让四川巡抚邵捷春背这口锅。
但现在是崇祯五年，川军的战斗力还十分强悍。王瑾接到郭君镇的报告之后，立刻决定出兵驱逐川军。就连刚入伙的昌平兵们都士气高涨，虽然他们对保护老百姓没什么兴趣，但是淄川是自家山寨打粮的地方，川军这样竭泽而渔地抢劫屠杀，岂不是要砸山寨的饭碗。来山东的路上，昌平兵和四川兵就为了争夺营地打过群架，死了几个人，这回正好报复。
王瑾留下辛思忠带着郭君镇、贺宏器看家，自己与高杰带了辛来虎、李明义、刘弘才、刘文炳、黄色俊、武平孝六队人马，共两千五百余人杀下山来找川军的晦气。
王瑾此举其实非常冒险，邓玘部有六千之众，王瑾这点人马要是真的和他们的主力碰上，非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可。但是邓玘部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劫掠，就是因为他们军，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不用负任何责任。所以，他们也绝不会为了抢老百姓就出动主力，一旦发现本地乡勇的抵抗力度很强，一定会选择退走，去别的地方捏软柿子，而不是死死咬住淄川县硬碰硬。那样既没有任何好处，又会误了支援登莱的期限。
“大王！官军暴虐无道，无恶不作，请大王一定为我等做主啊！”本地的土财主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一种十分荒诞的效果。老百姓，甚至这种处在社会中层的人，苦于官军，居然到了要向反贼求助的程度。在大明的末世，“官”和“贼”的身份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官随时可能做贼，贼也随时有可能做官。
这个村子离原山不远，闯军从淄川县来来往往经常从这里过。本地没有什么大财主，只有几个小地主。王瑾对他们比较和善，来村里吃饭也给钱。这些刚刚被官兵抢过的人见到山大王们来了，倒好像来了救星，急忙来报告官军的情况。
“房子也烧了，东西都抢走了，我家三辈的积蓄都没了！幸好地里的庄稼都没动，否则我全家都得上吊了。”一个小地主嚎啕着哭诉。王瑾没兴趣听他们诉苦：“你算走运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家有地窖？县城里你还有亲戚可以投奔。村西头那些穷户才叫惨呢，家里什么都没了，还有好几家的男人被杀了，留下孤儿寡母怎么过日子。赶快告诉我官军去哪了，有多少人，用的都是什么兵刃，穿的是什么衣甲。”
高杰正在村西视察，这里住的基本都是家境贫寒的小农，官兵杀来时，妇女儿童大部分都在远处挖野菜，因此基本上都逃过一劫，但是正在田里劳作的男人们有很多被杀被抓。
此时尸体已经都被抬走掩埋了，高杰看着被踩得东倒西歪的染血的庄稼骂道：“他奶奶的，官兵和老家的蒙古鞑子一样狠。”辛来虎说：“鞑子没吃大明的皇粮，屠掠大明的百姓还不算最可恶的，这些官军吃穿用的都是百姓缴的皇粮，还这样残害百姓，比鞑子更加可恨。”高杰说：“派人回去告诉你哥，把仓里那些陈粮都拿出来给老百姓分分吧，反正再不吃就只能喂马了。”
此时的高杰怎么也想不到，另一时空的他，未来会成为官军里最凶残的一员。
当天晚上，闯军便在村中宿营，那些被官军抢掠之后生活无着的人每人分了几斗粮食，无不对闯军感恩戴德。王瑾心中却没有一点道德被满足的成就感，拿马料给人吃有什么值得感激的。之所以这种在王瑾原本生活的世界堪称侮辱的事情现如今都成了了不起的善行，是因为有一个让老百姓连马料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