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我家院子里人多了起来，二爷、二娘、六叔、六婶、大姑、二姑，甚至在外地经常不回来的四爷、四娘也来了，匆匆赶来后，对我们屋门连看也不看，一头扎进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感到羞怯，不敢出门，偷偷躲到门后。后来，母亲告诉我，奶奶病了，要不行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奶奶屋子里突然传出凄厉的哭声，“娘啊，你再也不管我了……”我明白，奶奶去世了。不一会儿，窦峰骑着自行车来喊我上学，父亲抑制住哭声对我说：“今天你不要去上学了，你得在家哭奶奶。”
我说：“那我上学怎么办？”
“让窦峰帮你捎个假吧，就说你奶奶老了。”父亲说。回头我跟窦峰说，他脸色凝重，尽量表现出严肃的样子，仿佛去世的不是我的奶奶，而是他的奶奶，郑重地点了点头，之后骑车走了。
接着，家里忙碌起来，父亲打发姐姐撒脚如飞去二爷、三爷和六叔家送信，不一会儿，一大家人全聚到我们院子里，弄得我家院子像赶集一样热闹。我知道，奶奶去世了我不该这么说，但我就是那么想的。
奶奶去世，按道理我应该悲伤，可是很奇怪，我却没有半点悲戚的情感，在我心里，奶奶的去世，跟父亲伐倒院子里的一棵树无异，我的感觉不过如此。只是，看到全家人的表情那么悲戚，全都处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里，觉得不应该再表现出平常的样子，又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手足无措，默默地站在角落里。
不一会儿，我哥和张海来了，我们三个人一块站在角落里，望着忙碌的人群，尴尬地四处望着。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小而闭塞的村庄，消息传播的速度，不亚于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很快扩散到全村，凡是有关系的人都来帮忙。二爷安排六叔给大姑送信，安排父亲给二姑送信，让她们快来。
大爷当兵后，在外地安了家，不知生活在哪里，距离我们太远了，失去了联系，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他是没法来了。四爷生活的地方大约有八十里地，并不太远，二爷安排我父亲给二姑送信后，马上去窑郭乡邮局给四爷拍电报。
窑郭乡邮局在我们学校东侧，父亲骑着自行车很快就赶到了，那时，发电报太昂贵了，一个文字就需要五毛的样子，而我家一个月大概挣五块钱的样子，所以，不到十万火急，谁也不会发电报，而发电报，文字则越少越好。
“娘去世，速归。”这是当时父亲给四爷拍的电报，当真是惜字如金。
上午10点钟，大姑和二姑都来了，一进屋，便扑在奶奶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撕心裂肺一般。
中午十二点钟，四爷也来了，坐着他们单位里一辆黑色的桑塔那，车子刚停下，众人围了上去，人缝里夹杂着数不清的孩子。在大家的心目中，那些遥不可及的大官才能坐得上汽车。孩子们一拥而上，包围了车子，很多老头儿老太太也围上来，不敢上前，围着汽车转来转去，啧啧称赞着。有几个老头老太太扼腕叹息着：这样的汽车连见也没见过，我们真是白活了。
孩子们不管这个，围上来，摸摸厢盖，摸摸后视镜，摸摸玻璃，很是兴奋。司机坐在车里还没怎样呢，四娘跳下汽车，挥着大手，驱赶着孩子们：“唉！闪开闪开，别乱摸，摸坏了你们赔得起吗！”孩子们一哄而散。
接着，四爷从车上下来了，一米八三的个子，穿着板板正正，行事彬彬有礼，在我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简直是神。要知道，住在小小而闭塞的村庄，城市即是我们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那里根本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我想，在我小小的内心里，对城市的理解就是这样。
接待宾客的司礼人员好不容易拨开人群，迎上前去，重重地握住了四爷的双手。
接着，主持葬礼的司仪人员组织我们一大家人为奶奶送第一道盘缠。有人在前面提着一盏灯笼，后面有人托着木盘，放着酒壶，后面依次跟着二爷、三爷、四爷、父亲、六叔，再就是哥哥，我，张海，之后是二娘等妇女女孩们，长长得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向西湾沿岸进发。
我穿着白布衣，戴着白帽子跟在后面，只听见前面哭声震天，二爷他们老弟兄几个声泪俱下、肝肠寸断。我觉得我应该哭一哭，可是哭不出来，只好低着头在那瞎哼哼。当转圈回来时，抬头一看，父亲的老弟兄几个哭得涕泪横流，粘粘的大鼻涕混合着眼泪拉成一条长长的线，流的脸上身上全是，不禁觉得好笑。
人们越围越多了，在这个信息闭塞、娱乐几乎为零的时代，在我们这座小村庄，红白喜事都像一场莅临乡下的马戏团表演，是人们唯一大点的消遣。人们围在那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论谁哭得最烈、谁流的鼻涕最长、谁没哭。
不哭的孝子贤孙不可避免遭到了人们窃窃的指责：老人去世了，连哭都不哭，还是亲生的吗？
回来后，看到林殊龙老哥哥在院子里指挥调度着，将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林殊龙，约摸五十来岁的样子，曾经念过私塾，写得一笔好书法，人又热心，是村子里公认的葬礼主持人，每家有丧事都少不了他，每次，都需要他来写铭旌，奶奶的铭旌自然也由他来写。
铭旌，是一块高两米，宽八十厘米的红布，照尺寸扯出来后，在上面用毛笔写上黑字。据说，林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