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莹姐一路小跑回到家里，一头扑到炕头，蒙上被子大哭起来，谁问也不说。我和哥哥也跑回家，坐在一旁伤心地望着她。直到由舞臂嚎啕转为莺莺燕燕。
过了好长时间，建莹姐终于止住了哭声，她抬起头来，眼睛都红肿了。发现我们望着她，再次将脑袋埋进被子里。
“到底咋了？出啥事儿了？你……”二爷问，“她怎么了，你们知道吗？”二爷转身回望着我们，我和哥哥望向建莹姐。我刚要说话，但见建莹姐抬头飞快地瞄了我一眼，我闭嘴了。
“不知道哇！”我扯了个谎。
“到底啥事儿啊？别人欺负你了？我去找他！”二爷对着建莹姐扯嗓子喊道。
“不用你管啊！你走哇！”建莹姐抬起头来呛火道。“咋说话啊！没大没小的！”二爷一甩手愤愤离开了。
晚上，张建莹躺在被子里怎么也睡不着，第一次失眠了。外国小伙子那高大的身影和帅气的脸庞在她眼前晃动着，还有那两汪湛蓝的“湖水”，仿佛穿透了她的心。猝不及防的那个吻，像块儿通红的烙铁，让她的脸发红发烫。
她想恨那个外国小伙子，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她的心灵也被打开了，由内而外仿佛涌动和流淌着既甜蜜又痛苦的汁液。
她惊醒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她睁开眼睛望向漆黑的屋顶。平静了一会儿，才感到潮水退去了，自己浑身湿漉漉的、凉凉的，仿佛被搁浅在湖岸上。
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建莹姐独自一人走去了野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还偷偷在兜里装满了丰满、匀称的胡萝卜。我叫上哥哥偷偷跟着她，看她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穿过时高时低的野草，再次接近了那些正在工作的外国人。却远远地躲在几棵茂密的柽柳后面，望着昨天见到的那个小伙子，眼神躲闪着。
小伙子不经意间发现了她。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慢慢走近了她。姐姐向他拿出藏在兜里的胡萝卜，两人比比划划吃着萝卜相互交流着。只见小伙子作了个邀请的姿势，带着姐姐向他们的帐篷走去。我和哥哥猫着腰悄悄跟上去，看他们两人闪进了一座帐篷。
透过帐篷的缝隙，我看到小伙子拿出鲜红的苹果招待她，还拿刀从一根包着塑料皮、圆滚滚的食物上切下几片儿拿给姐姐品尝。后来听建莹姐无意中透露，才知那叫火腿。姐姐贪婪她咀嚼着，从未闻过一种四处漫溢，惹得偷窥的我俩口水直流，真想迈步冲进去抢了来吃。
突然，外国小伙子搂住了姐姐，这次姐姐没有抗拒。出于害怕、惊讶和不齿，我和哥哥转身离开了，在遥远的村口，恨恨地望向那顶绿色的帐篷。
十几天后，在田里劳作归来的人们开始传扬外国人离开的消息。建莹姐听到后，马上穿戴整齐、梳好头发向野外跑去。我和哥哥依旧偷偷跟着她来到外国人工作过的地方。那顶帐篷消失了，地表上只留下一块长方形的印迹。姐姐一动不动，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似乎在抽泣。
那座帐篷，就像暂栖在那里的一只候鸟，注定被季节赶走，不会为谁而停留。
我难过地想，建莹姐，她的第一次恋爱，就这样不知从何时开始，又不知从何时结束的情况下，随着候鸟的迁徙而消失了。
“那个狗东西已经走了，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哥哥在她身后大叫道。“狗东西”这个称谓，在我们村子，是对随意欺负别人、无情无义之人的代名词。
“你说谁是狗东西？”姐姐回过头，狠狠地发问。
“就是那个蓝眼睛的妖怪，别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人欺负你！那人死了才好呢！”哥哥骂道。
姐姐向我们快步走来，站在哥哥对面，只听“啪”一声脆响，一记耳光抽在了哥哥脸上。她打完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几天，村子里突然悄悄地流传起一些猥亵的言论，说是村西头张老二家的大闺女不知羞耻，跟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鬼子搞在一起。
“我亲眼见了……两人都进帐篷了……谁知道她俩干些啥……外国人人高马大，她也不害怕……”
“这么说，她还想找个外国姑爷？”
“狗屁，人家还得要她！早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傻妮儿！……”
“这一传扬，这闺女儿多半嫁不出去了……谁能相信啊，张建莹这闺女儿竟能干出这事儿来，我绝对想不到……”
“你们都在外面胡咧咧啥了？”一天，建莹姐怒气冲冲地找到哥哥和我，劈头盖脸地问。
“我啥也没说！”哥哥理直气壮。
“谁说谁是小狗子！”我吓坏了，发着毒誓。
八十年代，闭塞的小村落，保守的性别观，谁又能想到一个大姑娘家竟然跟一个外国鬼子搞在一起，但传言越传越凶，使人不得不信。终于，这些闲言碎语落进了二爷的耳朵。
“张建莹，你到底干了些啥！”二爷质问着姐姐。姐姐没有辩解，一转身扑到床上，蒙头大哭起来。
“造孽啊！”二爷无力地瘫到小凳上。
很长一段时间二爷都羞于出门，窝在家里长吁短叹，并不时关注着姐姐的情绪。除此之外，他还委托二娘时不时进入建莹姐的房间，殷勤地帮她洗衣服，观察着她腹部的变化。一个月之后，二娘看到了姐姐在厕所里落下的经血，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村子里的流言也慢慢平息了，二爷走出家门，触到的目光已不再那么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