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头长得小，除了被人轻视和欺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让人误以为有心眼儿。
特别是张京山家三嫂，见到我跟小伙伴们混在一起时，都会说：“小强啊，你是你们这伙人中最有心眼儿的。知道你为啥长这么矮吗？你是让你的心眼儿坠住了，所以长不高。”
起始我感到开心，毕竟有一项长处胜过别人，为此感到骄傲，心里美滋滋的。后来听到她这话，我笑笑就离开了，对她这个说法产生了疑问，因为随着和小伙伴们日久天长的磨合，我愈来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出来的逻辑。
不过有一点我是能确认的，就是她的心好，从来都是慢言慢语的，我从没见她生过谁的气，也没见她对谁高声过一次，总是表现得热情而客气，老远就打招呼。对任何人都一样，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亲戚。
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得而知。就像我永远无法弄懂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会好好说话，说两句话就非打起来不可一样。即使在喜庆的过年时节里，他们也能打在一起。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开始炸鱼炸肉炸豆腐。年二十九那天，家家都贴上了通红的对联。当然，家里有老人去世的三年里，家里是不允许贴对联的，以示缅怀和吊唁。我家的大门上也贴了一幅大大的对联，上联是“云霞出海曙”，下联是“梅柳渡江春”，横批为“春回大地”，方批为“万象更新”。
我问过之后，才知道这是我六叔的手笔。他上过几年学，写过毛笔字，之后当兵，因为有点学问，所以做过两年小学老师。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们四个大家庭都是由他来写对联。他写对联时我见过，买成张的大型的红纸，找一张平整的大桌子，将红纸铺在上面，然后一端固定住一根细线，折叠红纸后，将细线放在红纸折叠的印痕上，猛劲儿一拉，红纸裂开，最后裁成一张张大小不等的对联、横批和方批。
当对联都裁好后，他便分出哪家哪家，然后研墨，准备好毛笔，由我堂弟张海帮忙抻着，他挥毫泼墨，宛若一位艺术家。他挥毫泼墨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的印象里，不曾磨灭。后来，我也喜欢上了书法，应该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吧。
写好后的对联需要放在一旁晾干，然后才能卷起来。堂弟张海是小跑腿的，他挨家挨户将写好的对联送到二爷家、三爷家、我们家。然后在年二十九那天，父亲等到所有人贴上对联没事儿了，几乎家家户户开始吃饺子了，他才不知道从哪里归家，姗姗来迟。整个胡同里就只有我们家没有贴对联了，搞得我心里老是怀疑自己家里是否死了人。
夜幕降临了，天空甚至飘起雪花，父亲才吩咐母亲在大锅里用玉米面打好酱糊，装在盆里，再找一只旧扫把，醮着浆糊，将对联一张张贴上去。对联太繁琐了，大门、屋门、窗子、棚子、进门见喜、出门迎春等都得贴，并且在各个门上分别要有门对联、门框对联、横批、方批。每每贴完全家，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联终于贴好了，我也松了一口气，看到满院子红通通的对联，仿佛看到死去的人死而复生一样喜悦。
年三十了，那天要蒸馒头，蒸糕，热气腾腾地弄上一整天，直至烤得大炕晚上热得令人睡不着。傍晚时分，鞭炮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每年的“叫年蛾”习俗开始了。要开始“叫年蛾”这个程序，必须是在晚上的水饺乃至第二天清晨的水饺都包完才进行。可是通常在我们开始调馅的时候，户外的鞭炮就已经稀稀拉拉响起来，“叫年蛾”开始了。
我心里很不愉快，想着别人家已早把水饺包好了，全家人愉快地凑在一块“叫年蛾”、放鞭炮，孩子老婆都捂着耳朵欢叫着。而我们，却还在给水饺调馅。户外之所以那么早就响起鞭炮声，那是因为民间的习俗认为，越早开始“叫年蛾”就越能得到来年的好收成。这么说来，我们每年得不到好收成就有情可原了。因为，我们从来几乎都是最后一名“叫年哦”。
鞭炮声密集地响起了，所有人的脸上带着焦躁，感觉那鞭炮声就在脑后，若不及时跑，会炸伤了屁股。母亲开始埋怨父亲大过年的也不在家呆着，还出去疯玩，今年又晚了吧。父亲开始生气母亲一整天呆在家里干啥了，连个饺子馅也不早调好。说着说着，两人吵了起来，声音盖过了窗外的鞭炮声。
气愤、懊恼之余，我将案板上的切菜刀拈了起来，想每人砍一刀。仔细想了想之后，我把刀放下了。
当所有的鞭炮声都停止了，沉寂了好大一阵子后，夜幕已然笼罩四野。别人应该都已经吃饱喝足在磕瓜子闲聊天的时候，我们才把水饺包完，然后抱着柴火跑到大门外开始“叫年蛾”。
父亲把柴火堆在门口，在寒风中点燃了柴火。柴火熊熊燃烧时，父亲蹲在旁边，一边拨弄着柴火，一边轻声祷告着：“年蛾年蛾，来年棉花不生虫！”他的声音很低，嘟嘟囔囔的，仿佛故意让人听不到似的。
当柴火燃尽后，父亲燃起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声音纵然清脆，但总显得孤单难耐。仿佛所有的鞭炮已经响过之后，再不该响起任何鞭炮声似的。
“完了，晚了！明年的丰收又被人抢先了。”我在一旁悲哀地想着。
“回去吃饺子了！”父亲放完鞭炮，冲我喊着。于是我们回到屋子里，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