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四年级上学期末，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外人的帮助下，父母给我起了个大名叫张晓强，姐姐叫张晓玲。三个月后，张华老师突然造访了我家，令我吃惊。按照常理，她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是不可能来我们这种穷家破院的，站都没法站，坐都没法坐，到处肮脏的要命。
但她来了。
她穿得整洁时尚，仿佛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明亮耀眼得让人不敢直视，比当老师前更漂亮更有修养了。她款款地坐在那里，用半普通半乡音的话语跟我父亲谈话。她的嗓音仿佛在清冽的山泉水中洗过一般，悦耳动听。
“叔儿啊，我来是想跟你谈个事儿，”她说，“是关于妹妹张玲儿名字的事儿。”
“名字的事儿？”父亲被她的神圣弄得相当拘谨，将两手插在腿间，疑惑地问道。
“是啊，是这样，叔儿啊，从小你知道我的小名叫张华，其实我也有大名，早就起好了，就叫张晓玲。”张华说，“后来，你帮妹妹也起了这个名字，我们俩的名儿就重了，以后会相当麻烦的，比方说上个户口、招个工、来个信啥的，很可能出差子，所以我来就想跟你说说，帮妹妹再改个名儿。”
父亲听后无言以对，人家起名在先，自己起名在后，况且这事儿根本无法考证。更重要的是，父亲软弱无争，理所当然地以为唯有她才配得上那个名儿，于是当下拍着大腿答应改掉姐姐的名字。
父亲跟姐姐商量，姐姐不大愿意，因为她挺喜欢这个名字的。父亲对她承诺给起个更好的名字，姐姐仍不同意，觉得受到了伤害，干脆叫着张玲儿这个小名算了。
张华老师来时本志在必得，去时亦洋洋自得。之后，我几乎再没见到她。
张华老师走后，张洪广到我家里来玩儿。我说我们玩牌吧，拿出一幅扑克来。他会打“三五反”和“七龟五二三”，但我不会，于是我们玩“排火车”和“猜红黑”。“排火车”全凭运气，但“猜红黑”就好玩多了，张洪广愿意玩这个。主随客便，我就跟他玩儿“猜红黑”。
“猜红黑”多少牵涉到智力的问题，并不复杂，就是我将牌翻面朝上扣在那里，你来猜颜色，可以猜红、黑、混，你猜着了你把牌拿走，猜不着牌就是我的。再换你出牌我来猜。
张洪广先出了三张黑，我猜错了，他放的是红。我以为下一把他依然会放红，于是我猜红，于是又猜错了。反反复复下来，我的牌渐渐减少，差不多被他赢走了。此时，他娘也来我家玩，跟我母亲一块凑上来看热闹。张洪广很开心。
“小孩的脑子就是简单，老是以为我这把放啥下把还放啥，我可不那样呢，我换着来出，结果快把他给赢走了。”张洪广得意地炫耀着。洪洋嫂子嘻嘻笑着，母亲也笑着，却笑得不大自然。
我也不太开心，本来我的想法也没错，只是暂时没有摸到他出牌的规律而已。他这样嘲笑我，让我有了讨厌他的感觉。他不就是比我大几岁嘛！
张洪广终于把我的牌都赢走了，然后心满意足地一边嘲笑着我一边走回家去。我百无聊赖，跑出去找张天津玩。跟他在一起，我可以打他，骂他，也可以嘲笑他，唯有跟他在一走，我才能找到存在的感觉。在张天津家里，我让他拿出扑克我们俩玩“猜红黑”，结果我凭着跟张洪广作战的经验，轻而易举地把他的牌都赢光了。天黑下来了，估计母亲在家里开始做饭，于是我也一边嘲笑着他一边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在这里吃饭吧。”婶儿说。
“不了，我得回家去。”我说。虽然我也馋他家烙的白面饼，但我有尊严。怎能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呢！
回到家后，突然发现一个年龄与我母亲相当的女人，正坐在我家炕沿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我。我感到拘谨，也感到疑惑。后来父亲把我叫出去，悄悄地跟我解释，这个女人脑子不大好使，不知从什么地方糊迷到我家屋后，父亲看他孤苦伶仃十分可怜，于是善心大发，把她叫到家里给她饭吃，一块住我们的大炕。并且一住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后，终于有人找到我家来，把那名女人接走了。女人被接走时眼神仍然空洞着，连个谢谢也没说，来接的人也没有带什么礼物，仿佛那个女人是一个寄存的东西，我们家只是政府开设的公益场所。
那名女子最后怎么样不得而知，之后父母再也没有提起过她。她也没有再来。倒是我对此耿耿于怀，除了晚上睡觉身边躺着一个陌生人的尴尬之外，我还纳闷父亲怎么能跟一个陌生的女子睡在同一个大炕上呢？母亲似乎对此并无异议。
尤其是，白天我去上学，父母还要下地，当他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时，还要嘱咐我下午放学后要早回家烧汤馏干粮给那名陌生的女子吃。那名女子整天坐在那里，眼神空洞地望着一切，几乎不做任何家务，甚至连饭碗也要端到她的面前。
我们做饭简单得很，无非就是添三舀子清水到大锅里，上面支上箅子，再将干粮放到箅子上，最多从咸菜缸里捞出一条咸萝卜放到箅子上，盖上锅烧开。当水开之后，在舀子里加点水，再放点玉米面，搅拌均匀然后下入沸腾的水中，盖上锅盖再烧两个开锅即可停火，等五六分钟后即可揿锅吃饭。那名女子就坐在炕沿上，腿向下耷拉着眼神空洞地望着我，令我很不自在。
后来，她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