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俄罗斯方面的技术专家成熟的设计方案和建造图纸，实验室的进度推进还是非常快的。
而以此同时，谭云松已经带着技术团队去俄罗斯莫斯科开始晶圆厂动工前的准备工作了。
杨杰在洪湖市待了两天，主要是考察了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民教授主持研发的几个科研项目。
通过一年多的各种测试和改进，华兴集团公司提供给海军工程大学的这套二十五兆瓦的燃料电池和永磁电机已经解决了电磁兼容、供电配电方面的工程技术难题，两年多下来，这条系统表现非常稳定可靠，已经非常成熟了。
现在华夏船舶设计研究院也是根据这套动力系统重新进行了第三代元级常规潜艇和052c水面舰艇，现在正在开工建设当中。
船舶设计研究院是华夏国船舶工业的设计领域的最顶尖的所在，也是国家一级保密单位，不过对杨杰来说他却是能很顺利地进到研究院里面参观考察，毕竟杨杰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而且现在华兴集团公司还是船舶设计研究院的大客户——
华兴集团公司、华夏卫星通信公司、航天集团、船舶公司成立了一家能够提供海上发射业务的华夏海上发射公司，华兴集团公司占大头，向船舶设计院定制了一个海上移动火箭发射平台。
杨杰成立这家公司也是为了自己的星链计划项目服务，主要目的是能灵活地将发射场地运送到赤道附近，因为低纬度地区能把火箭速度和自转速度充分叠加，提升火箭燃料使用效率，节约火箭发射任务成本，还能增强火箭运载能力。
另外海上发射平台不必局限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内陆内，海上发射后的火箭残骸掉落不会危及人口，即便是任务失败也不会造成很大损失，也能充分降低人员疏散成本。
再一个就是其发射平台也更加灵活，可选择的窗口发射时间更多，可以随便在海上开辟新的发射场地，这比寸土寸金的陆地更具备优势。
虽然杨杰很想捣鼓出第一级火箭能够自动降落回收的技术，但是现阶段来说国内没有这个技术基础，不过杨杰另外定制了一艘深海打捞船对火箭残骸进行深海打捞。
现在国内很多火箭都是液体火箭预备时间漫长，机动能力差强人意，杨杰希望火箭发射平台采用采用固体燃料火箭，不需要像液体火箭那样，在任务前耗费大量时间加注燃料，能够大大缩短了发射流程，将液体火箭发射准备时间单位由“月份”进而转变为“星期”甚至“天数”，任务响应速度做到最快。
杨杰组建这样的公司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身星链计划的发展需要，而是瞄准了卫星发射服务这个市场。
这个海上发射平台是在国防科工委五年之前提出来的一个新型多功能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基础上改动而来。
国内在这方面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程，杨杰为此也是花重金从挪威的阿克集团公司请了一支工程技术团队来对这个项目进行从头到尾的把关。
阿克集团公司是海上发射公司的股东，也负责了这个项目在海运工程，包括发射平台及指挥船方面的准备设计制造，这方面也是很有经验。
这次杨杰要建造的这个海上发射平台比挪威阿克集团设计制造的平台还要大上许多，而船舶设计研究院设计船舶出身，很多设计逻辑和思维都是从船舶设计移植过来的，不适应国际化海洋工程项目对设计方案的安全性、操作便利性等方面的高要求。
阿克集团公司的工程技术团队在海洋工程设备上规范和标准无比详细，要求对全平台的每一个设备的维护和维修都需要作吊运分析，对所有的关键系统都在基本设计和详细设计上作风险评估。
而且船舶建造跟海洋工程设备在建造过程和工艺上是完全不属于同一级别的挑战。
散货船的结构、钢板占空船总重的60，设备、管线、电缆等占40，而海洋工程装备相反，也就是说设备、系统更多、更复杂，它的系统集成工作量是散货船的5倍以上，包括设备和系统的安装、机械电气完工、预调试和调试等等，尤其还是海上发射平台更是要将发射塔架和各种保障设备塞到这个海上平台上面，就更为复杂了。
为了试验南海复杂恶劣的海况，在设计之初就以百年一遇的风浪作为设计基础，然后又用200年一遇的风浪进行了模拟检验，这相当于遭遇17级台风。
海军工程大学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对几十种海况进行了模拟实验，此外计算机还对1000多种海况作了模拟运算。
为了应付这些恶劣的海况，设计院也还是设计了复杂的锚泊系统，它有12个15吨重的船锚，每个都可以产生800多吨的抓力。
船锚链每根长1750米、重约280多吨，其中还加入了以高强度尼龙绳为主的合成纤维索，从而吸收平台移动产生的能量，如果有需要，这个系统可以每分钟156米的速度将船锚快速抛射出去，它自己也带有传感器，随时探知自己承受的压力。
另外由于南海海域较大，返回陆地补给困难，这个海上发射平台要求有最大的数千吨的可变载荷，这个也是为建造建造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华兴集团公司的组织的这支工程技术监督团队对建造质量的要求几近苛刻，针对焊接要求高的特点，为此江南造船厂组织了超过2000人的焊工考试，最好的焊工才会参与建造这个海上发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