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前47年宣帝崩。太子奭即位，是为元帝。元帝好儒，独尊儒术。宦官石显擅权乱政。
公元前49年，也就是郅支单于远遁后，汉宣帝去世，终年43岁。
汉宣帝文治武功都很出色。汉宣帝执政期间政通人和，“吏称其治，民安其业”，“边境安，四夷清”，“天下殷富，百姓康乐”，人称“中兴”。
汉昭帝为汉宣帝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所以人们将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位期间并称“昭宣中兴”。
“昭宣中兴”是“文景之治”后的汉朝又一盛世，是汉朝最好的时光。
汉宣帝死后，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汉宣帝之所以立刘奭为太子，一是看在结发妻子的面上，二是当时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并不是因为多么喜欢他。这个孩子越往大里长越不讨他的喜欢。
父子俩一块吃饭时，太子说：您有点过于依赖刑罚，应该重用儒生。
汉宣帝立刻变了脸色，训斥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哀叹：“乱我家者，太子也！”
“霸道”讲法治。“王道”讲德治。“霸王道杂之”就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两条腿走路”。“纯任德教”就会是瘸腿的鸭子。
汉朝从开国以来就是“霸王道杂之”。即便是汉武帝名为“独尊儒术”，实则霸道行事。比方说，儒家是最讨厌武力解决问题的，但汉武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打杀杀，开疆扩土，削藩平乱。儒家是主张仁德治国的，但汉武帝偏偏喜欢铁腕治国，苛法酷吏。儒家推崇王道，汉武帝却霸道十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挂羊头卖狗肉。他把儒家捧到一个很高位置，但并没有不折不扣地遵守儒家的要求去做。他让儒生去宣传“君君臣臣”，只是想让大家都绝对服从于他，以便于自己在国内外推行霸道。不过他也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现穷兵黩武引起社会动荡时立即转而休兵养民，安分守己，宽待百姓，大行王道。
汉昭帝上台后开始纠偏，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
汉宣帝真的是“霸王道杂之”，文治武功内政外交都做得有声有色。他手下有很多儒生，但他不是什么事都听儒生的，自己会有判断有取舍。儒生重文轻武，一听到打仗就拦着。如果完全按儒生的意思去做，汉宣帝只会有文治不会有武功。并且汉宣帝相信，依靠儒生文治也不会取得成功。
汉宣帝他认为儒生言必称周政，太过迂腐，不懂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儒生总喜欢厚古薄今，评价什么事都喜欢从古代寻找依据，认为古代是完美的，拿他们想象中的古代来批评当下。他们重名不重实，不关心这件事怎么处理最好，只关心这件事怎么处理最符合教义。儒生华而不实，弃本逐末，夸夸其谈，不堪重任。所以汉宣帝从不让儒生担任重要职务。重用儒生可能就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不过汉宣帝也不是完全依赖法治。对于刑罚，汉宣帝也是有所取舍，对官吏严，对百姓宽。汉宣帝将依法治国和推行仁政相结合。
太子“柔仁好儒”使汉宣帝越来越不待见。但看在结发妻子许皇后的份上，汉宣帝一直不忍心废了他。
汉宣帝死后，这个“柔仁好儒”的太子，现在叫汉元帝，上台了。
柔是没主见，耳根子太软。仁是心善，慈悲为怀。好儒就是好古，凡事好寻个古礼。
这个“柔仁好儒”的皇帝会怎么治国呢？
汉元帝一上台就遇到关东地区发大水，粮食绝收，出现“人相食”现象。
汉元帝于心不忍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听说山东有一个大儒，马上让人去请来。他“虚己问以政事”，非常虚心地向大儒请教。大儒说：“古者人君节俭……”儒生不说“古者”不会说话，讲了一番古代人君如何节俭的大道理。汉元帝“纳善其言”，认为他讲得非常好，纳谏如流，立即照办，下旨压缩宫廷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去救济灾民。
儒生讲仁心仁政，但不切实际，毫无创意。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探讨水灾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只是从儒家经典里找古代人君遇到灾害时怎么办。古人做的事都是好的。古人没做过的事一定是不好的。
第二年山东灾情越来越严重，一石谷子能卖到三百多钱，“民多饿死”。汉元帝又去请教儒生。儒生说盐铁**、常平仓都是古人没有做过的事。这些事与民争利，逐利而忘义，不符合儒家的价值观。汉元帝于是宣布废除。
但是几年后他又不得不恢复盐铁**，因为盐铁收入没了以后财政出现了困难。这个不义之财不要还不行。他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其实常平仓在平抑粮价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常平仓来自桑弘羊的平准制度。**在粮价低的时候购入粮食，防止谷贱伤农；在粮价高的时候抛售，平抑粮价，应对饥荒。现代也设有常平仓，即国家储备粮库。其作用之一也是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在国家出现灾害时常平仓能起到重要作用。
汉元帝因为常平仓不合古法给废除了。后来他恢复了盐铁**却没恢复常平仓。其实在粮价暴涨，百姓多饿死的情况下，常平仓不仅不该废除还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
但是汉元帝只从儒家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