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做皇帝的时候也搞过土改。
他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进而造成社会不安定。
王莽说：“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上古时期实行井田制，一家一百亩田，交十分之一的税，国家和个人都很满意。但是“秦为无道”，废除了井田制，由此出现土地兼并问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穷人生活不下去只好卖身为奴，去给富人当牛做马。汉朝虽然名义上减轻了租赋，只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实际上各种杂税、劳役、田租加起来，达到十分之五。穷人交完税不够吃了，活不下去了，就会去犯罪。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被破坏。
王莽是儒生。在儒生眼里“古者”都是好的，完美的。王莽认为井田制被破坏造成土地兼并，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差距，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安定。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
实际上，井田制被抛弃并非因为秦国“无道”，而是因为井田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西周实行井田制，到了东周逐渐被各个诸侯国废弃。最早破坏井田制的不是“无道”的秦，而是儒生眼中的圣人周公的鲁国。
井田制是公有制、平均主义的产物。井田制或许可以带来稳定，消除贫富差距，但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土地私有化的确会造成土地兼并、贫富差距问题，但同时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贫富差距这东西，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安因素就越多，社会矛盾就越尖锐。贫富差距越小，奖勤罚懒的刺激越小，经济发展越慢。
现在用“基尼指数”来监控贫富差距问题。基尼指数用0-1之间的数来表示收入分配差异。“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均。警戒线是0.4。超过0.4，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开始变得不安定。小于0.2，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小，社会发展的动力开始降低。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尼指数一直是零点一。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百姓温饱都成问题。但百姓的心态平和。大家都穷，就不存在心理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开始加速，中国不但解决了温饱还实现了小康。但少数人先富起来将平均线远远甩在后面，基尼指数很快突破0.4的警戒线。社会心态开始失衡，犯罪率开始上升。
实践说明，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需要做的事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消灭贫富差距。
但王莽想做的事恰恰是要消除贫富差距，达到他想象中的完美状态。
王莽把贫富差距归咎于“豪民侵凌，分田劫假”，简单地说就是地主的剥削。“豪民”通过土地买卖完成土地兼并，害得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来源，不得不给豪民当牛做马。
王莽于是下达《定国是诏》，宣布进行土地改革，把所有土地都收为国有，平均分配，恢复井田制，禁止土地买卖。
他希望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是谦谦君子的和谐社会。这是古代《周礼》描写的理想社会。因此王莽改革也被称为托古改制。
《定国是诏》下达后，“土改”工作全面铺开。王莽要求地主把多占的土地交出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实行土地国有制，恢复古代均田制。一对夫妇一顷地，多退少补贫富齐。这跟“解放”初期搞得土改几乎没什么两样。
同时王莽规定奴婢也有人权，主家要把奴婢当做自己家的一分子，称为“私属”，相当于户口本上的“其他亲属”。杀害和买卖奴婢都是犯法的，按杀人和拐卖人口罪论处。
王莽试图通过冻结奴隶买卖方式逐步消灭阶级，消灭压迫。
王莽托古改制非常接近社会主义理念。土地公有、平均分配、消灭剥削、众生平等、消除两极分化，这些特征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人称王莽是“社会主义皇帝”。不过王莽的社会主义是朴素的社会主义。因此王莽应该被称为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第一人。
诏令一下，群情沸腾。贫下中农热烈拥护，把他看做救世主。但是地主豪绅强烈反对，把他看做地主队伍中的叛徒。
贫农翘首企盼土改。地主想方设法阻挠土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聪明的地主钻新政的空子。你不是规定九口百亩吗？我把奴婢、雇农都算进去，都是我的“其他亲属”。胆小的象征性地交出去一点，意思意思也就完了。胆大的脖子一梗，要地没有，要命一条。你看着办吧。
土改令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莽急了，下令严打。但凡阻挠土改的一律流放。
执行土改的官吏也是地主富农。他们也不乐意土改。他们反过来劝王莽：我们刚建立新朝，还是以稳定为大局，别把地主逼急了再搞出什么事来。
王莽想想也是，毕竟还有维稳的任务，下令废除新政。
“土改”跟玩闹似地就结束了。
“解放”初期搞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打后分，打完再分。先把群众发动起来“斗地主”，把地主斗倒了斗死了再去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党明确指出：“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