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十二怒汉》的原著，出版于50年代，无论是米高梅公司所拍摄的版本，或是楚言脑海中其他的相关电影，在剧情走向上都没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基本拍出了各自的特色。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12位身份各异的陪审员，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都会随着背景设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一次楚言所改编的版本也是一样。
在剧本创作期间，楚言还大胆借鉴了身边人的看法，包括秦歌、张楚雄还有家里的各位长辈，都被他拉入了案情讨论之中，从中观察和记录，大家对于剧情中涉及案件的看法。
很显然，楚言的这个做法让他在创作中受益匪浅，哪怕是如此亲近且互相了解的一家人，在面对这个虚拟的案件时，每个人所关注的侧重点和想法，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别。
比如楚安然和张松仁这老两口，面对楚言所描述的这件“弑父案”，楚安然就明显更倾向于身为被告的嫌疑人，哪怕内心也觉得嫌疑人有罪，仍然坚持“事出必有因”的论调，积极想要弄清嫌疑人行凶的动机，并试图借此为他寻求轻判，而经过楚言的询问，楚安然也大方的承认，她的出发点就是，“毕竟还是个孩子，年纪那么小，不能轻易毁了孩子的一生。”
而张松仁则是坚定的“有罪论”支持者，或许是同样身为父亲，他显然更能理解被告的父亲，在“恨铁不成钢”的心理驱使下，那些明显有些过分乃至暴力的管教行为，并坚定地认为被告人因此“弑父”堪称毫无人性，必须明正典刑。
张楚雄这位高级会计师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则更加注重案件逻辑的缜密，和证据链的严谨性，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客观证据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当然，一旦认定逻辑或证据上出现不可解释的瑕疵，他也会第一时间支持无罪判决。
至于秦歌和翁美琳两人，就更为感性，两人都坚决的认为，嫌疑人必是凶手无疑，而量刑则是法官的事，陪审团只需做出有罪判决即可。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之中，楚言的剧本开始逐渐成型，12个性格背景各异的角色，纷纷跃然纸上，一段段精彩的台词，也被填充进故事的框架中。
当然，就算是再好的剧本，也还是需要靠导演和演员，来将书面上的故事，变成大荧幕上的画面，而基于这部《十二怒汉》的特点，在演员阵容方面，势必需要精挑细选才行。
作为项目筹备的第一步，在完成剧本之后，楚言还是决定先敲定电影的导演人选。
客观地说，这部电影对导演来说，并没有什么炫技的空间，在以表演和台词推动的剧情中，绝大部分的镜头，将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完成，就连摄影机的机位大部分都是固定的，时间顺序上也没有什么可操作的余地。
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镜头语言，调动观众的情绪，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最开始，楚言有考虑过师兄杜齐峰，以及王京、徐柯、许安华等不少人选，但最终都感觉不够合适而否决了，后来还是在王京的推荐下，他找上了刘炜强。
说起来，楚言与刘炜强也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过，两人还没有以演员和导演的身份合作过。
如果从摄影师届的辈分来说，刘炜强应该算是黄越泰的徒孙，当初离开无限后，也曾经跟随着黄越泰一起，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过几部楚言电影的拍摄。
不过，从1988年起，刘炜强的事业就开始腾飞，先是在电影《旺角卡门》中，与王嘉卫开始了合作，并以此片获得了香江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提名。
之后，刘炜强又在1990年，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chù_nǚ作《朋党》；直到1994年，他再度以摄影师的身份，与王嘉卫合作拍摄了影片《重庆森林》；同年，他开始成为《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导演，直至去年跟王京合组了“最佳拍档”公司。
作为导演，刘炜强也一直不失自己摄影师的本色，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镜头的运用永远进退有据，并且始终保持着对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探索和尝试。
此外，刘炜强还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电影理念，用商业化的手法，来包装具有文艺内涵的电影题材，而他的这种理念，恰巧与《十二怒汉》极为吻合。
受到剧情的限制，电影的内核充斥着对社会、人性、道德和司法体制的疑问和反思，但如果就这样直白的拍出来，显然会让电影变得严肃、枯燥且无趣。
再加上电影中的场景单一，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眼球的大场面，几乎全都是大段大段的台词，如果拍得不好，就很容易沦为用大荧幕放映的一部话剧，却缺失了话剧的现场感染力。
想要克服这些困难，显然就需要导演运用其自身能力，想方设法地增加电影的商业属性，帮助观众更快地融入剧情，这样下来，当观众们的情绪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变化，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会大大有利于电影的票房成绩。
在与刘炜强敲定了导演合同之后，剧组的筹备也开始进入正轨，重中之重的演员阵容挑选，也成为了剧组筹备期的工作重点。
作为陪审团中，从头至尾坚持着无罪裁定，凭着内心的正义和理智，一个个说服其他陪审团成员，最终拯救了嫌疑人人生的1号陪审员，自然是由楚言亲自主演。
身为商界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