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男子都是四十左右，毫无例外的都有大片的白头发，头发都是用布带束了起来，没有帽子也没有头巾，身形倒是都还壮实，看眼神中是绝望中有希翼，那是看到自己之后才有的反应，此前的哀求恐怕只是绝望之下无力的反弹，他们也没想到史从斌会突然出现吧。
这几个人都是京师里的土著，史从斌知道有两个小买卖人，一个捏糖人的，还有一个是卖水的苦力。
这年头的京师可不是到处都有水龙头，地下水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好打井，有的地方就打不上水来，很多人家得到很远的地方担水，要是家里没有壮劳力，或是男子脱不开身，妇人们挑着百来斤重的两桶水实在太难，卖水人就是当时的一种职业，就是替那些离水源远的人家担水，一挑水一个大钱，一天累弯了腰也不一定能赚够一家的吃食。
担水的就叫担水李，他的腰也是最弯的一人，他先向史从斌躬身行礼，说道“史老爷回来就太好了，原本也不该来劳烦老爷，只是咱们这胡同最乐善好施的就是史老爷了，我们这些穷苦人不来告帮，家里妇人孩子都饿着，咱自己忍几天饿也没啥，就是见不得孩子苦，人都说等天气好些，湖广的粮食就运上来，就会跌，到时候咱慢慢攒钱，总会把这亏空给补上来还老爷的钱。”
史从斌张罗各人坐下，又叫管家上茶，几个邻居都是屁股下着了火一样，听着这话赶紧站起来。
史从斌也不过份客气，太客气了就太反常，当下就问道“老李，到多少了？”
担水李一脸愁苦的道“九月时从四钱五涨到六钱，每年入秋都会涨一次，等秋粮上来就回落，大家也没怎么当回事。九月底又涨了两次，从六钱涨到了一两一钱。这就涨的太邪乎了，从未见这么涨法的。从十月到如今，已经是一两三钱一石了。”
捏糖人的糖人张插话道“老李，你那是前天的，今天到一两四钱了。”
担水李一听，好似晴天响了个霹雳，张嘴惊道“这两天涨一钱，还叫不叫人活了？”
史从斌沉吟道“涨成这样，我记得去年这时候才四钱二分一石，还有更低的。这样涨法，朝廷官府不管？按说湖广的粮也该有不少大粮商运过来了。”
京师的一直相对平稳，主要是京师天子脚下得维持一定的平衡，稳定才是最要紧的事。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几百年后也没有改变过，几百年后不管是地方灾害如何，首先是保北京的和副食品供给，在医疗，教育，民生等各方面，北京为首都也是优先保障，说起来此时的大明和后世也没太大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府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要说厉害，陕北的饥民闹起来岂不厉害？有识之士都知道不能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但朝廷给陕北的赈济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一亩地减免的赋税也相当有限，地方上的胥吏一样逼迫农民，交纳不了的百姓还是得到县衙门立站笼，打板子。地方豪绅还是逼迫交不起田赋的农民破产离家，有些事，不是想到就能做到，甚至是想都想不到才是常态。
提起朝廷官府，几个人纷纷摇头，担水李道“我前天倒是看到，官府贴告示令东城并各城的大粮商不得储粮居奇，抬高，也不准闭门不售。这可到好，按高价买粮就有的买，想买低价粮，就是没有。”穿越之绝色医妃
这事连皇帝也知道了，后来才知道是完全的瞎说八道，这事正好是在铲除阉党的紧要关头，朝廷出需要黄宗羲这样的忠臣孝子来助阵，于是黄宗羲旬月间名声超过了同辈，传颂于大江南北。
不过史从斌对这事并不是很在意，他问侄儿道“你写信于他，是何事？”
“明年必开恩科，我与几位好友要一起应考，打算搬住以一起砥砺文章，互有些进益。黄太冲住在绍兴会馆，我打算叫他来一起读书，他虽然尚未进学，然其家风朴实，又在绍兴读书多年，学问是足够的了。”
“其余诸人为谁？”史从斌道“莫不是有王正志，李梦辰几个吧？”
史可法可能是出于某种逆反心理，越是叔父与和记打的火热，并且一再告诫史可法不要介入与和记的争端，史可法就越刻意的与和记为敌。几个举人曾经到和记门前闹事，史可法就引为知已，常相往来，现在俨然成了知已。
而史家在这事上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既不从和记反明，也不助大明剿灭和记，在这事上，不少地方豪强都是一样的看法。
如果和记是李闯那样的农民军，最少在崇祯十五年以前，各地的士绅都是反农民军的，到孙传庭被打败之后，天下人皆知大明已经不是李闯的对手，这才有士绅阶层尝试着和李闯合作，但一旦李闯暴露出残留的农民军习气之后，大量的官员和士绅又再次抛弃了李闯，选择南明或是投降清朝。
和记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张瀚原本就是名臣之后，士绅阶层出身，又成了大豪商，其商行，军队，都是一步一步走到高位上来，现在其在草原的统治已经稳固，对大明军事上有优势，财力上更有明显的优势，一旦张瀚挥师南下，胜负谁能预料？
对士绅阶层来说，大明与和记，随便挑一个来说肯定还是大明，因为现在大家的日子过的都还不错，为甚要换个主上？但如果大战起来，谁也不会出头替大明与和记拼命，因为和记也能成就一番伟业，开创一个相当不错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