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来一次香港，李晓蕾自然要玩个尽兴。
不光自己玩，甚至打电话把远在bj和东海的两个姐姐李晓慧、韩芳硬拉过来，三个女人一台戏，再加上一有时间就陪她们逛大街扫货江亚男，在这个“购物天堂”、“美食天堂”玩得不亦乐乎。
韩博没时间陪她们，她们也不需要人陪。
在大姨子和姐姐抵达香港的当天赶回深正，请求深正市局协助，并同在深正查案的李硕副支队长等经侦民警研究案情，及时调整侦查部署。
在深正呆了两天，再次从啰湖口岸过关，给“妹夫”关星伟和负责跟进这个案子的ccb（商业罪案调查科）副主管余国政高级警司通报案情，并了解香港这边的调查进展。
两边跑，忙得焦头烂额。
离警务处大楼不远的酒店房间，几乎成了一个会计师或审计师的办公室，墙角里、书桌上，连床上都堆满案件材料和各种账册。
许多立志当警察的热血青年都想当刑警，觉得刑警才是真正的警察。
在先后干过治安、刑侦、经侦、技侦乃至缉毒的韩博看来，想成为一个称职的刑警很难，但想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经侦民警更难！
别的不说，就眼前正在侦办的洗钱案。
洗钱犯罪日趋猖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有许多地下钱庄，每年非法流出境外的资金数以百亿计，尽管早在1997年就把洗钱罪写入刑法，但直至今日内地各省份因洗钱罪获刑的人不超过30个。而香港一地，仅去年就有217人。
这项数据很尴尬，没经验，没资源，连相关法律都不完善。
相比立法理念的缺憾，体制的羁绊也存在。
侦查部门如果对洗钱罪立案，工作强度会特别大，因为洗钱牵涉到的部门众多，涉及银行、税务、海关，并且洗钱罪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体。说句丧气话，公安机关尤其经侦部门目前对洗钱分子只能起到一定的“恐吓”作用。
而且，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
即使在银行内部，反洗钱的调查配合也存在一定困难。
反洗钱调查往往需要查询人民币账户管理系统中单位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开户情况，征信管理系统中的贷款信用情况，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付情况，个人结售汇系统中境内居民的购汇结汇情况等，而这些系统属于不同部门管理。
此外，反洗钱的管理架构也严重不适应目前的反洗钱形势。
央行于前年成立反洗钱局，开始承担原来由公安部负责的反洗钱工作的协调职责。去年，央行反洗钱监测中心成立，是央行为履行反洗钱职责而设立的专门分析情报机构，负责接收分析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向有关部门移交涉嫌洗钱的可疑线索。
这一机构的性质与“妹夫”所担任主管的香港联合财富情报组相似。但它只是一个司局级单位（反洗钱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要求其他部门来配合它行使职责，显然存在难度。
更重要的是，央行基层机构的反洗钱部门并不独立，经常附属在其他部门。尤其在具体打击上，根本离不开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
由此可见，涉及洗钱环节要案频发，让尚未健全的反洗钱立法和未臻完善的执法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严峻考验。如果有选择，韩博宁可侦办十起命案也不愿意侦办一起这样的洗钱案。
正胡思乱想，手机突然响了，“妹夫”打进来的。
“韩sir，你太太她们回来没有，中午一起吃饭？”
“没有，她们不玩到天黑回不来，”韩博放下笔，握着手机走到落地窗前，遥望着不远处的警察总部大楼，反问道：“中午一起吃饭，你有时间？”
关星伟往公事包里收拾文件，朝开着免提的座机说：“中午有45分钟，我过去，ccb那边刚查出一些眉目，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聊。”
“好吧，我问问餐厅有没有位置。”
“餐厅说话不方便，我买吧，买好带过去。”
“行，等你过来。”
跟“妹夫”没什么好客气的，韩博挂断电话，迅速把茶几收拾出来。
打击一般性的洗钱对财富情报组乃至香港警队而言，真有那么点“民不告官不究”的意味。一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虽然谁都没明说，但谁都担心“水至清而无鱼”；二来同样面临资源不够、警力不足的问题，尽管早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反洗钱体系，不过面对严峻的洗钱局面，仍力有未逮。
再就是洗钱手法在不断推陈出新，虽然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但是对于其他一些部门和一些领域，比如房地产，仍存在不少缺憾。
不过在对待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三合会洗钱上，香港警方是毫不手软绝不留情的，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等了十来分钟，关星伟到了。
韩博接过塑料袋，从里面取出盒饭，微笑着问：“ccb有进展，都查到了些什么？”
“ccb发现你提供的人员名单中有一个本港市民具有三合会背景，是‘和胜和’的核心成员，种种迹象表明他正在从事出售他人银行户口供人洗黑钱，而那些出售户口的市民所得利益仅数百至数千元不等。”
这种事内地省份也有，说白了就是用别的身份证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
韩博不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拿起筷子洗耳恭听。
关星伟顾不上吃饭，从包里取出一叠文件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