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的最后一段拍摄的是女主角的独白。女主角似乎是刚刚拍完一场戏，还穿着戏里的服装，但面容却有些抑郁，没有看着镜头，眼睛似乎在看着旁边高大的落地窗。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片子里的女主角和程曼琳的气质非常相似。片子没有同期的录音，我并不知道她在说着什么，但她的身后，工作人员匆忙的把很多道具放进大木箱里，似乎正准备着撤离。
而就在此时，我的身边忽然传来了程曼琳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拍摄必须停下了……我们被困在了北平……到处是日本兵……维邦估计回不来了……听说上海也要打仗了……希望他一切安好……”我和那个朋友都惊诧地看着她，我不禁脱口而出：“小程，你会唇语？”
程曼琳向我点点头，继续盯着屏幕，慢慢的说着：“我们只差不到十场戏，就完成了……必须停下来了，不知还有没有机会拍完……希望段成他们能把拍好的拷贝运出去……希望这部电影还有重生的机会……三二年到现在，整整五年，是天马的全部心血……维邦说每个电影人地手上都有枪，都有反抗侵略者的枪，希望他在另一个战场赢得胜利……”
胶片到这里戛然而止，放映室黑暗下来，没有人再说话，只剩下两个燃起的烟头，发出黯淡的红光。
“常叔，我觉得我们拍的是同一个本子，也许我们在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中断了五十年的电影。”黑暗中，程曼琳轻柔的语调再次响起。
“是啊，这世界上有太多的遗憾，需要几代人来完成，可悲的是我们在慢慢的淡忘。我们会把不能理解的未知都归结为鬼魅作祟，却安于和真正的鬼魅为伍。把这部电影拍好吧，我觉得再不会有什么让人恐惧的东西出现了，我们感知到的是那个时代电影人的理想和执着。能留下时间的，只有你面对的摄影机了。”我打开了放映室的灯。
“这几个拷贝都留在你们的资料室吧”我和那个朋友握了握手。
出了制片厂，外面已经飘起了漫天的雪花，银装素裹的北京似乎也沉沉的睡去了。
红楼的电影终于在春节前完成了大部分的拍摄，节后补一些镜头就可以进入后期制作。最后一个月的拍摄，剧组的所有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忘我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大家又搬回了红楼去住，房间不够，取暖设备不足，剧组干脆找来了几个帐篷支在了顶楼，一人发了一个大睡袋。但再没有人提到红楼里有什么怪事发生。
这期间，香港的总导演罗先生来了一次剧组，看了样片，对前期的拍摄大加赞赏，认为这部电影的风格很有希区柯克的味道，但这样的评价，何导却出奇的平静，反而提出了前期拍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春节后再补拍几场戏，如此严谨的风格，让我觉得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而这时，剧组也迎来了最后一场戏的拍摄。
整个红楼被日本宪兵包围了，程曼琳、小叶和她们毁了容的姐姐爬上了红楼的楼顶。天色阴沉，铅灰如铁，细小的雪花纷纷扬扬。程曼琳面色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小叶却显得有些惊惶，死死拉着程曼琳的手。
当日本宪兵冲上红楼时，三个女子相互望了望，眼中没有绝望，反而是一种坚定的解脱。她们手拉着手选择了从楼顶一跃而下。虽然剧组在楼下安排了巨大的气垫，但三个人从楼顶跌落时，所有人还是都紧张屏住呼吸。她们落进气垫时，尘土和细小的雪片漫天扬起。可三个人并没有马上从气垫里站起，大家都紧张地跑了过去。
三个女子静静的躺在气垫上，一动不动。也许是最后一场戏，小叶伏在气垫上抽泣起来，似乎长时间的压力和恐惧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程曼琳平躺在气垫上，眼睛却看着红楼她们刚刚跳落的位置，嘴角还露出淡淡的微笑。
我顺着她的目光向楼顶望去，那里似乎有一团淡淡小小的黑影，扒着屋檐向下看着。那一刻，我似乎看到那黑影伸出了手臂，向下挥了挥，转身跑开了。
春节前，程曼琳和张震霆的戏全部拍完了，林制片就请了全剧组的人在东来顺大吃了一顿。那一天，借着喝酒，我把高主编的事告诉了林制片，不出我的所料，林制片非常兴奋，让我一定约上高主编节后详谈。那一天大家喝的都有点多，最让我惊讶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吴摄影，不知哪来的兴致，用长篇大论的方式总结了一遍拍摄过程，把这部电影拔高到了中国惊悚电影划时代的高度。
他还拿过摄影机，非要每个人都拍一段专访，留作纪念，小叶被安排为访谈记者，每个人都很正式的坐在摄影机前侃侃而谈。拍摄的时候，程曼琳转过脸来看看我，我朝她点点头，这一幕我们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程曼琳执意要留在北京过年，我们都拗不过她，只好让她留下，她却找制片主任要了红楼的钥匙，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喊来了曾茜、曹队和小叶。我们把红楼的壁炉点上，准备了一桌子菜。程曼琳却把一整瓶的好酒，恭恭敬敬地洒在了大厅的地板上，一时间红楼里香气四溢。她又拿出春联和福字，认认真真的贴在了宽大的木门上。
她边贴着春联，边小声对我说，她身上的小鬼走了，就在最后一场戏的时候，他也许更喜欢存在于一出永远也演不完的戏里。那一晚的红楼在密集的鞭炮声中，终于有了家的模样。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