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至少有五十到六十万农奴被束缚在大地主的农场里，特别是沿江平原的稻米产区，大量肥沃的水田集中在极少数地主手中，以压榨农奴从土地上获取超额利润，我们现在致力于与‘丰收之环’合作，推行大型国有农场以提高粮食产量，急需为建设农场提供大量农业劳动力，钱不够可以想办法借，人不够你能怎么办？考虑到远东人口不足、劳动力紧缺的严峻现实，回头再看那些占有成百上千农奴并将其人身自由牢牢束缚在自家土地上的地主就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那些地主占有的农奴而非兼并的土地才是我们推行远东新政的最大障碍。”
鲁道夫握着钢笔，若有所思地听着儿子讲述，心头的迷茫渐渐消散。
“我们推行土地改革，并不是像劳埃德先生所说的那样要从地主碗里抢肉吃，这个问题约德尔先生倒是看得很透彻，他决定将自家农田折算成股份，交给国有农场经营，完成从地主到农业投资家的角色转变，这样一来他通过股息获得的收益将比亲自经营农田获得的收益更多，这才是一位开明地主应有的观念，很应该请约翰·普利特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着力宣传，号召远东的大小地主们向约德尔先生学习。”
罗兰并非无原则的憎恨地主阶层。如果地主可以充分发挥土地上的人力资源，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罗兰对他们的作为未必会横加干涉，然而事实上这些家伙占用了大量良田却无法充分发挥种植潜力、占用了大量劳动力却无法激发其生产动力，结果就是劳动生产力长期徘徊在很低的水平，对农田和劳动力都造成极大的浪费。
罗兰可以容忍地主的贪婪，却无法容忍地主对农业生产管理的无能和低效。他已经向国内拥有土地一万亩以上的大地主们发出通告，呼吁他们将田产出售给国家控股的大农场，或者合并到国有农场当中置换成为股份，而原本那些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也将获得人身自由，以留在国有农场工作若干年限为代价豁免他们欠下地主的债务，这笔债务则以国债的方式补偿给地主，使农奴转化为工业化国有农场的“职工”，地主则转型为农业投资者、国有农场的股东，以便寇拉斯堡当局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推行新的种植和管理制度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鲁道夫微微动容：“约德尔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着实令人钦佩，可惜那些乡下地主大多目光短浅，恐怕很少有人具备约德尔那样的远见，非但看不到入股国有农场带来的好处，还会把我们的政府当成强盗，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阻挠土地改革。”
罗兰也料想得到，肯定会有一些不识时务的地主认为他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伤害了自身利益，试图以种种方式阻挠远东新政。事实上罗兰巴不得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起来反抗，正好以此为口实采取武力镇压。
“自古以来，土地改革未曾有不流血而得善终者，现在多留一点血，将来就少一点地主复辟、反攻倒算的后患。”罗兰淡漠的话语中隐露杀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罗兰做事的原则是要么干脆不做，要做就做到善始善终，最好别留后患。对比地球上华国红朝在大陆推行的土地革命和果党转进夷洲之后在当地推行的以“赎买”为主的土地改革，后者似乎流血更少，不那么暴力，然而后患之严重已经在多年之后充分显现出来。
鲁道夫沉思良久，把儿子提出的观点充分消化吸收，开口道：“上午的内阁会议上，约德尔也提出了与你类似的观点，认为土地改革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更多耕地，而是将数十万农奴从地主的田地上解放出来，但是他也担心现在就推行土改未免操之过急，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因此招致民众的反感。”说到这里，鲁道夫加重了语调：“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政权根基还很浅，影响力仅限于首都周边地区，在边远的乡村地区，寇拉斯政府说话恐怕还不如当地的豪强富户好使，民众大抵缺乏远见卓识，如果本乡的地主老爷煽动他们起来对抗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他们中的大多数未必敢拒绝，到时候我们的敌人可就不只是地主阶层了！”
“约德尔这个人的眼光和能力都不错，只是受到家族牵绊，放不开手脚，怕流血，怕冲突，我们无法责怪约德尔的软弱立场，因为这是文人官僚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通病——他们不明白土改不仅仅出于财政需要，更是出于政治需要，错过眼下的机会，将来再想推行土改将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引来更多批评的声音。”罗兰话锋一转，深入正题，“的确如您担心的那样，推行土改最大的阻力其实不在于地主，那几个土豪劣绅算个屁，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广大自耕农，且不说远东的地主阶级，就算是自耕农也觉得开垦荒地是天经地义，凭啥要向政府报备？没有这个寇拉斯政府的时候那些荒地就存在，凭啥你下一道命令就收归政府所有了？哪怕我们把天大的道理说破，那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乡下人也不会理，更不会打心里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政策，甚至会如您所说——把我们这个新政府当成比帝国更坏的强盗。”
鲁道夫靠坐在扶手椅上，眼中流露疲惫：“既然你很清楚会遭到大众反对，为何还要强行推行如此激烈的改革？”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先容我岔一下话题，您觉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