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3年10月2日，寇拉斯堡大学政经学院大礼堂，首届“远东论坛”正在举行。
面对群英毕集的观众席，罗兰在演讲台上对亚珊帝国的激进改革做出严厉批评。
“帝国农场工人名义上可以按月领取工资，然而扣除分期偿还的赎身债务，还要被‘工头’、‘经理’之流克扣一部分，根本剩不下几个铜板。说是包吃包住，其实住宿环境形同牢房，食物不仅难以下咽还不足以填饱肚子，亚珊帝国所谓的‘国有农场’徒有其形，与旧式农奴种植园相比换汤不换药，农业劳动生产率又怎么可能会有明显的提升？”
“帝国政府把农奴从原主人的庄园里解放出来，转身又将他们关进集体农庄，那些刚刚摆脱了农奴身份的可怜人，还没来得及庆祝获得自由，又成了债务奴隶，无非换了一个更残酷、更没有人情味的主人。”
“以农奴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被‘解放’之前。废奴改革除了一些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合法权利外，什么都没有给他们，却从他们手中拿走了许多——那些虽然没有成文法令做保障，却是他们千百年来约定俗成享有的权利：歉收和牛瘟时要求主人帮助的权利；在主人的森林采集或购买便宜燃料的权利，放牧牲畜的权利；修建住房时要求主人帮助的权利；穷困潦倒时请求主人赏口饭吃的权利；患病时请求主人代聘医生、施舍药品的权利……”
“现在，农奴被解放了，他们的主人从某个具体的地主、贵族和教士变成抽象的‘利维坦’，从有好有坏、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活人，变成了冷冰冰的国家机器，上述不成文的权利也统统被取消了，如今他们除了自由一无所有。”
“为改革所苦的不止农奴，还有他们从前的主人。国有农场如同巨大的海绵，疯狂吸取原本支撑农业生产的主力大军——农奴，这就导致私营农场主雇佣帮工要付出更高的工资，再加上国有农场不需要缴纳地租税，与私营农场相比先天具有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生存空间。”
“随着农奴被解放，土地自由市场的形成，原本那些只拥有少量农奴、自己也得下地劳动的中小地主也迎来末日。政府以很少的一点钱，还是非常可疑的纸币，强行从地主手中赎买农奴，留给他们的是一个两难困境：对于自家劳动人口而言，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大，无法自行耕种；若要把田地租给别人耕种，这块地又显得太小，缴纳地租税过后剩下的纯收入无法维持家庭生活……这些在改革大潮中苦苦挣扎的家庭，最终不得不出卖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进城谋生或者背井离乡出国讨生活。”
“就这样，农奴被解放了，地主则相继破产，亚珊帝国的传统农村社会在激进改革的冲击下轰然瓦解，无数家庭因改革而破产，留下遍地废墟，以及一种叫作“自由”的一无所有，众多农奴为这虚幻的自由背负一身债务，国有农场如同一座大监狱，负债的农奴在监工皮鞭下被迫劳作，生活反而比“被解放”前更为悲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帝国的改革事业就如同在暴风雨中迷航的帆船，迟早会触礁沉没！”
罗兰对亚珊帝国激进改革的批评可谓尖锐严厉，然而现实比他的预言更严峻。
转眼到了十月末，帝国当局推行改革时近半年，如今到了秋收的时候，也该检验改革的成果了。
帝国当局对仓促组建的国有农场寄以厚望，期待能够复制远东的农业奇迹。结果却让弗兰克等改革家大失所望——国有农场的粮食亩产远不如预期，别说跟远东相比，与那些私人耕种的田块相比也看不出明显的优势。
农业改革遭遇挫折，弗兰克大失所望，当即将国有农场的经理人都召集进京，质询粮食亩产低下的根源。
所有的经理人，仿佛事先商量好似的，全把粮食歉收归罪于那些被解放的农奴忘恩负义，指责他们在国有农场好吃好喝，却一个赛一个的懒惰，不肯为国家出力干活。
弗兰克对此深感失望，不得不接受经理人们众口一词的建议，将粮食歉收的份额转嫁到农场工人身上，折算为他们的债务。
就这样，那些被迫解放的农奴，还没有还清赎身费又背上一笔更为沉重的债务。长此以往，他们不仅终其一生要在农场中劳作至死，甚至连子孙也要继承债务，世代为奴。
农奴也是人，也会思考，稍有头脑的人都会产生怀疑：自己的景况与被解放之前又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从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时代司空见惯的逃亡现象，如今也在沐浴着改革春风的帝国大地上愈演愈烈。被解放的农奴苦不堪言，相继逃离国有农场。他们追随着破产地主的脚步，成群结队朝海边迁移，随便搭乘一艘即将扬帆远航的船只，渡过重洋逃往国外，只为寻求一条活路。
……
1623年末，亚珊帝国激进改革导致的农奴“逃亡潮”，对周边国家也都造成不小的压力。
成千上万因帝国改革而破产的家庭，逃离农场的农奴，在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安身，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逃往海外谋生。
从难民的角度审视前途，当然渴望前往一个社会更安定、生活更富裕的国度。整个瓦雷斯世界，比亚珊帝国更安定富裕的国家并不多，无非斐真、海蓝和迦南这三大老牌强国。
移民潮最先流向上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