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项伟荣和关兴权也能猜出来：这件器物十有八九应该是从湘省出土，而且张楠之前就该认得。
那它怎么来的美国？盖子和罍身怎么分开了？
66年前的100万银元和80万美元，谁买的？
那时候美元值钱，一美元至少相当于两块多银元，至少这生意不亏。
其他人有疑问，张楠是清楚的，“这物件的出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它是在1922年出土于湘省桃源县，依据是器盖收藏者、湘军高官周磐被处决前的交代材料。
第二种说法认为它是在1919年出土于桃源县另一个村庄，依据是湘省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探访、考证以及《桃源民国志》的记载。
目前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可信，那个国军高官很有可能记错了。
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在一个县。
按照后一种说法，当时当地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后有位农民在自家田地里挖出了这件皿天全方罍。
不过当时那家人并不知道它的实际价值，一直把这玩意放在在家里当成了盛装家常物件，直到1924年有个姓石的古玩商人闻讯去了他们家。”
到这，张楠觉得嘴巴有点淡，就想掏根烟，不过身上没带，项伟荣一看样子，就知道小舅子烟瘾犯了，顺手递过来根凤凰。
因为亨利在，所以张楠几人说的都是英文，听了刚才一段的亨利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忍不住道：“老板，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拍了拍厚重、浑身“黑漆古”的罍器身，“那家人居然把一件能值百万银币的青铜器当家用盛器，不可思议！”
听这话，刚吸了口烟的项伟荣笑着道：“其实不奇怪，这不过是个文献记录，就是这么一说。
或许真、或许假。
如果是真的也很正常，华夏民国早期那会是个非常复杂的年代，单从古董这方面而言，那时候青铜器的价格极高，按照物价算，甚至很多重要器物的成交价比现在还要贵一大截！
因为那个年代的藏家推崇青铜器。
不过就算价格极高，认得的人还是很少，古董、文物概念可没现在这么普及……”
普及吗？
相对的，华夏国内这年都还能在废品收购站淘宝呢，20几年后那才叫普及：一枚普通铜板都能被骗子忽悠成几百万，然后老百姓还信以为真，被骗“拍卖手续费”。
被骗后还不自知的人很多，只认为是别人不识货，闹出不少另真正古董爱好者哭笑不得的故事。
几年下来，姐夫项伟荣在古董上也有了不浅的造诣，看多了、听多了，这也就快成行家了。
“……那家人说是农民，很可能是户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
不过就算是个地主，接受教育程度也极有可能不高……”
项伟荣这会是在和亨利说话，“……我的老家在一个靠山脚面向平原的村庄，全村大概有个三四百人。我父亲就是生于1919年，家中是田地很少的农民，田地里每年的产出最多就是够点口粮。
那时候的华夏农村小孩子如果能接受教育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很幸运，我祖父当时还兼职农村道士的职业，就是类似于美国这边的宗教人士，每年会有比较可观的额外收入，所以当时家中还是有点闲钱。
我父亲7岁的时候被送去隔壁一座大型村庄的一处私塾就学，就是在个华夏传统的微型私人学校里读书，学习了三年后回家帮忙干农活，或者给我爷爷出门干道士活时当助手。
识字学习三年，这就已经是村子里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人。
村子里同他上下年纪五六岁之间的人大概有40多人，在小时候接受过这种系统识字教育的只有3个。
至于村子里其他人，后来还是壮年时新中国成立后，在扫盲班里学的基础识字，这还是解放前华夏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情况。
我父亲常说，在他青年时代，能看懂一份从城里带来的报纸、帮别人写一封简单的书信的人，那在农村都是非常受他人尊敬的，而他就是受人尊敬的那一批，不是睁眼瞎。
当初很多年轻人因为是文盲的原因，一辈子没到过县城的都不少，见识少，不认得这些古董文物很正常，那户人家没把这东西砸碎了卖废铜，或者请铜匠给自家打制日用铜器已经不错了，当时这上百磅青铜可能卖不少钱。”
说到这，项伟荣停顿了一下，又道：“或许那户人家其实知道这是件宝物也不一定，但那时候对一户普通农民而言，拥有重宝极有可能不是好事，反而会是种灾祸。”
张楠也在听，加了句：“就像我，获得大奖的时候，保密工作做的就像个间谍，哈哈…”
当初那个石姓古董商人看到这尊皿天全方罍，当即表示愿意出400块大洋购买。那位农民见他出重金，也长了个心眼，一边巧言稳住古董商，一边密嘱其长子，拿着器盖到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找有学问的老师问个究竟。
从这点看，那家农户的儿子极有可能就在学校学习，家境应该不错。
要是那个古董商出个比铜价贵点的价格，就没那么多事了：二货一个！
谁知，被校长看到了，这所学校的校长看到盖子非比寻常，认出盖内铭文后更是大喜过望，表示愿出800块大洋购买。
那个孩子狂奔而返，禁不住一路狂喊，结果古董商人远远听到后，这位也是个果断的，立刻丢下400块大洋，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