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中文>军事历史>舌尖上的大宋>第1300章:赵献球的算计(下)

童贯这么说话,杨怀仁已经听出来话中的意思了。

看来赵献球在江南也不是一手遮天啊,市舶司的岑公公好像就和他有点不对付。

从江南三司的职能来说,漕运衙门和市舶司都是管运输的,漕运衙门管内河航运,市舶司管外贸航运。

二者有联系,却也谈不上什么瓜葛,因为大宋的内部运输和对外贸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织造局在两者中间夹着,倒是显得特别有意思。

大宋的海上贸易,在建国初期是被禁止的,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颁布法令实施海禁,规定私自进行海上贸易者,满一百钱论罪,满十五贯判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了。

到真宗继位之后,虽然海禁法没有废除,但实际上海上贸易已经适当放开,朝廷带头开始了海外贸易,只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还处在管控范围之内。

直到神宋朝元丰二年,海禁便被全面取消了,朝廷允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和税收等政策,重置市舶司,管理和协助商人自由开战海上贸易。

大宋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便通过海路运送到东南亚国家中转,再由中东和南亚等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国家买走,运回到本国贩卖。

这样的海贸形式一直持续到南宋,当时的海贸船只因为制造工艺有限,所以跑不了远洋运输,而且还受到季节的限制。

夏秋时东南沿海时常有风暴,在海上跑船非常危险,所以只有在冬春两季,才是海上贸易最密集的时节。

宋朝的瓷器和丝绸在中东和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所以取消海禁的这十几年来,海上贸易非常频繁,养肥了市舶司之外,也产生了很多依靠海贸家的江南富商。

这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靠海上贸易家的海商,和江南传统的靠国内贸易家的富商分成了两派,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大家各做各的买卖,却没有什么合作。

而江南依靠织造家的布商,则夹在他们中间两边不得罪,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人圈子。

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便各自受到了三帮商人的抬举,三位领太监,也就各有各的财路了。

三位领太监之间,或许表面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下,很难说他们就真的三个人一条心,或者说,若是没有因为利益而相互算计,那才是出了鬼了。

管理漕运的赵献球看上去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辖的范围各有不同,接触的人也不怎么相干,一个在扬州,一个在江阴,两地隔得并不算远,但两边来往不多,岑公公也不必迁就着他。

比起这二位来,童贯算是个新来的,要说在江南地方上的势力和人脉,肯定是没法跟他们两位相比,所以也只能夹在二人中间想方设法左右逢源了。

而在实际利益上,明显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是油水最大的,赵献球这边干的事情最多,但大多数诸如漕粮、官盐的运输调配,都是朝廷的差事,他是不敢跟朝堂上的文官大老爷们这里夺利的。

只有从民间的运河贸易中能得到些好处,但国内贸易量虽然大,但利润其实不高,说白了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靠累计的量来获得利润。

这些通过漕运来转运货物的江南商人,当然要懂得孝敬漕运衙门,当然,赵献球得到了好处,也是细水长流型的。

可海商就不同了,他们每年走的货物数量上看上去没法跟国内贸易的商人相比,但他们跑海贸利润大啊。

北宋的丝绸和瓷器,国内是一个价,卖到东南亚又是一个价,中东商人转卖回他们那里又是一个价。

中东古代有个大富翁之间斗富的故事就非常有趣,说是两个富人比谁有钱,一个商人说,他家里全都是粮食,多到堆成了小山,吃一辈子都吃不完。

第二个商人则说我家里都是黄金白银,地板砖都是金子镶的,吓得第一个商人不敢说话了。

第三个商人笑着说我家里初了丝绸就是瓷器,连上厕所用的都是瓷器马桶,而且用丝绸擦屁股的,这话说完,前头那俩商人一起傻眼了。

故事虽然是当笑话讲的,但这样的故事的产生,也并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说明当时丝绸和瓷器,在当时中东和南亚的富人心里,是身份的象征。

所以大宋的海商们动不动就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赚取利润,属于走的高端路线。

布商这边纺了布匹织了丝绸,卖给谁人家都赚钱,只要做好两边的平衡,人家也不掺和漕商和海商之间的矛盾。

童贯现在似乎是帮着赵献球说话,实际上他也是无奈,在谁面前说谁爱听的话,这点道行他还是有的。

杨怀仁早就了解了一些江南的情况,所以童贯提起来岑公公来,啊也装腔作势的问道,“是啊,童阁领不说我还真忘了,这都秋后了,海贸应该很快就繁忙起来了,岑阁领最近是不是很忙,才没来扬州见本王啊?”

杨怀仁也没想掺和三个太监之间的事情,只是童贯既然开口了,他总要表个态,也就是说些老好人的客套话,试图糊弄过去,毕竟将来他要在江南躲清静,可不希望三个老太监整天没事烦他。

童贯作势想了想,幽幽道,“大概……可能……也许是太忙了吧。”

赵献球也听出杨怀仁话中意思来了,不便继续多说什么,便也随着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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