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关中的变化尚有旧年的残破旧貌可循迹，那么河东的变化则可以用改天换地来形容。特别是沿河一线，水运昌盛，舟车塞途，沿岸一线仓邸绵延、几如山峦，乃是中州西境最繁荣的区域所在。
与潼关隔河以望的蒲坂，既是河东如今郡治所在，也是西线最为繁华的雄大城池，甚至还要远远超过关中三辅核心的长安，较之行台所在的洛阳都相差不远。
河东归治较之关中要早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在大举西征之前，行台便不计代价的投入河东，将之打造为西境最重要的战略大中转基地。
但河东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荣富庶，单凭行台的投入也是很难做到的。毕竟行台要兼顾的方面实在太多，特别是河北的石虎势力，更是杵在身畔的一柄利刃，即便是对河东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视，也不可能倾注所有。
在河东过去这三年多的建设中，民间财货的涌入所带来的效果甚至还要超过行台本身的投入。
河东在中朝时期虽然在统辖上是隶属于司州，但是实际的地理位置，却是素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并州南大门，也是连接关中的重要通道。
正因如此显重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浓厚的战略意义，河东在过去这些年的动荡中，也是深受兵灾虐害。
三国时期魏武曹操将五部匈奴安置于并州境内，汉贼刘渊作乱于并州，之后设都于平阳，河东不久没于贼中，便等于是洛阳痛失了北大门。从那以后，屠各贼众便可长驱直入于中州，陈兵洛阳城下，遂成永嘉之祸。
之后关中的刘曜与河北的石勒东西争霸，河东也成为最主要的战场，几次大战都发生在境地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河东之地所遭遇的兵祸戕害可想而知，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郊野之中除了零散分布的一些乡豪坞壁之外，城池、村邑几乎是荡然无存，其残破之处，甚至还要有甚于关中和中原。
沈大将军过江用事、北伐以来，河东可以说是归治最为顺利的地区，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河东残破过甚，乡豪们完全无力抗拒王师大军，更兼有北面平阳多有胡寇掳掠乡野，乏力自保，另一方面则就是这些乡豪们亲眼所见，王师在敢于抵抗军威的弘农是怎样的大开杀戒。
河东归治顺利，行台自然也有优待，复治之后，一应乡土秩序几乎完全没有更改，甚至还授予了一众乡豪高低不等的官爵、名位，对于他们的乡资、乡势几乎没有触碰，反而用诏令让他们所拥有一切得以合法化。
所以，真要讲到官民和谐、公私两宜，河东与行台的关系，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典型。行台以其强大实力给河东提供最迫切需要的安全保障，而河东乡众在行台经营西线战略的时候，也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完全没有推诿和拖延的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河东就乡情固结、局势呆板、没有变化，虽然行台方面没有过多的干涉河东乡情、细务，但当各方商贾蜂拥而来、各地物货澎湃涌入的时候，河东的局面还是发生了莫大的变化。
商贾逐利，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抢占河东，自然不是为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行台对河东的复建经营。
河东的地理位置摆在这里，上通山西、西接关中，东面则依庇于中州河洛。
特别是随着行台对于中原、江东等各处的规划、把控越来越严密，民间的资本能够在其中得享暴利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虽然也有胜在细水长流的稳定收益，但跟早年军事阔进、他们也能追从分享战争红利的收益相比起来，便显得不够过瘾。
而且过往这些年，许多从一开始便紧紧追随沈大将军北进步伐的江东人家，到如今财力积累也达到一个极为雄厚的水平，他们是既有余力、又有野心开拓新的商贸版图。因此对于河东这个勾连东西南北的要害位置，自然不会放任错过。
所以，当行台开始大笔投入、建设蒲坂大基地的时候，各路豪商也都闻风而动，满车满船的财货运载到了河东，希望能够先占下一个沿河的有利位置。
在这一轮热潮当中，靠近蒲坂周边的土地首先便吸引了商贾们最大的注意力，很快便被推到了寸土寸金的价格。
河东虽然也不乏乡豪残留，但真正敢于靠近河畔这种交通要道建设坞壁的则少之又少，没有足够的实力，那简直就是在找死。所以河边的这些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无主的荒野，随着河东归治，自然而然也都被行台接手圈禁起来。
行台并没有主动向外售卖土地以供商贾建设囤积货品的仓邸，而是体恤河东乡情，规令只有河东本籍乡众按户纳捐授土。
商贾们争红了眼的那种热切急迫的氛围，自然也令河东这些乡民们感受到，尽管也有一部分人是故土难舍，但更多的人则眼见于此中惊人的利润。
哪怕他们本身并没有通货四方的能力，但若能在河畔得据一角，自有源源不断财货入门，终年所得要远远超过了田亩所出，而且这完全是坐享其成，既不必再俯仰于春秋耕织之苦累，也不必再承受旱涝天时的打击。
所以很快大量的河东时流乡众们便被河道中浮游的惊人利货所吸引，或是换置、或是捐输，大凡稍具能力的人家，都要在沿河一线谋求一角土地。
乡豪所以难于根除、杜绝，就在于他们长达几代人在乡土中的深入经营、营造出一个个盘根错节、蛛网密结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