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得到家人通报公主去而复返，已经到达曲阿时，恰好同时收到庾怿传来的信件。
庾怿在信中直言其兄长庾亮传信给他的事情，一方面让沈哲子放心，保证只要他还在晋陵，两家之间的合作便不会有什么波折。另一方面则劝告沈哲子不妨加深一下与大兄的沟通，他相信凭沈哲子之能，绝对能够让大兄消除对沈家这种不必要的戒心。
看完这信中内容后，沈哲子不禁苦笑一声。中书如今志骄气傲，对沈家流露出敌视想法那都是应有之意。沈哲子对此倒也并不感到意外，至于如庾怿所言希望能打消中书戒心，沈哲子则并不打算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他家不可能附庸爪牙而存在，早先经营诸多，打造出一个牵涉甚广的利益圈子，来日必将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诉求。这是中书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沈家必然要承担的义务。如果他家在政治上还要一味求全让步，那么在京口、在吴中所经营起的利益网络，将会不战自溃。
如今台中由庾亮一家独大，青徐侨门几乎已经丧失了制约中书的力量，这是因为王导在政治上的一味忍让。王导敢这么玩，那是有其家几代人积累的旧誉加之其本身所享有的人望为基础，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可以不必贪一时之得失进退。
然而沈家却不具备这样的底蕴和基础，如果将自家的利益诉求、政治诉局之下，而中书如今为政已是大失人心，必然也要连累到沈家丧失掉经营未久、得来不易的号召力。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立场的矛盾，沈家和中书已经没有了和平对话的基础。如今沈哲子采取的是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说到底未尝没有恶意存在其中，他家并不具备主动发起进攻的实力，需要等待中书势弱的一个时机。
至于庾怿不认同中书的想法，这也很好理解。诚然庾家的最大利益在中书身上，但并不意味着中书就能掌握庾家的全部利益。时下的政治生态虽然是以宗族为单位存在于时局中，但在具体的政治处境中，每个人又都有不同的想法和需求。
庾怿跟老爹的关系，近似于庾亮同温峤的私谊，这是每个人具体而有的政治资本和人脉网络。在不危害到其家族存亡的前提下，绝无可能随便放弃。所以庾亮寄望于通过兄弟们来打压沈家，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强人所难，不只是在打压沈家，也是在打压他的兄弟们。
从这一方面而言，沈家与庾怿、与庾条之间的利害反而是相同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当人加入到时局中并且已经与时人产生互动，对时局有了影响，家族仅仅是一个需要他们共同维护、经营的品牌竞争力，而并不能约束到他们的具体选择。
比如王敦为乱时，如果能够成功，则就能够化家为国，可以将利益最大化。但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却不能获得绝大多数族人的认可，王导不予声援，王舒甚至旗帜鲜明的反对，直接告发王敦的图谋。他们各自的选择，也都是为了家族，假使王敦能够成功，事后则会显出王导和王舒的做法是多么的愚蠢。
沈哲子并不会嘲笑庾亮志大才疏，布局天下却连兄弟都影响不了。事实上等到他家政治地位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族人们在此基础上已经可以有各自的政治联盟，那么他也会逐渐丧失对族人的掌控力。人心是如此复杂，绝非单纯的血脉亲情能够约束。任何政治人物如果太过于倚重亲情，终将饮恨于此。
所以，关于自己的北伐夙愿，沈哲子从不当做自家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政治目标来看待。而是通过柔和的手段，自然而然将家族的位置调整到这个方面，届时北伐会成为他家能够更进一步的一个选择。
沈哲子草草写了一封信交由人送回给晋陵的庾怿，然后便动身前往曲阿去迎回公主。
当沈哲子到达云阳庄时，才由钱凤口中得知公主去而复返的原因，一时间不免又是好气又是感动。他自知来日都中会是怎样的动乱，那些被逼迫压抑良久的历阳兵卒们会是怎样的穷凶极恶，而届时都中又会有怎样惨绝人寰、悖逆人伦的惨剧发生。
他执意要将公主送走，除了安全方面的考量，也是不想让这小女郎目睹到太多这个世道的残忍。虽然世道便是如此，但他既然有能力为其营造一方乐土，又何必一定要将真相示之。
但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小女郎对他的依赖之心沈哲子深知，若再强送其归乡，还不知要惹出怎样乱子，那也只能留在都中身边居近照看了。
抛开公主这一节不谈，钱凤的到来也是沈哲子所希望的。他已经不打算离都，若钱凤还留在京口策应，则不免鞭长莫及，不能及时应对都中变数。虽然钱凤如今仍是谋逆之身，但时过境迁后，早非时下的热点红人，也不会有人过多关注于此。
钱凤对于曲阿两县的布置也不陌生，沈哲子主要跟其沟通的还是近来他将两县人力物力往建康调度的情况。两县的生产如今虽然还在维持着，但产能已经大幅度降低，诸多壮丁都被抽调起来进行备战。
在建康方面，沈哲子并不是寄望于自家家兵能够独力抵抗历阳乱兵，而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因而京郊附近除了几百龙溪卒精锐之外，便是由郭诵统辖的八百家兵，关键时刻像纪家等交好家族还能再抽调出来几百兵卒，已经足用。
主要的布置还是在这两县乡土，说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