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泼皮甚至以此为敛财手段，敲诈底层百姓，交了钱的便可以保住自家女眷，否则就可能被他们献给冯邦宁或是其部下。在江宁民愤极大，正合作为处置目标。
在上元县衙门的八字墙外，两边各立四个木笼，每个木笼里各站了个泼皮，脖子上戴着死囚用的鱼鳞铁叶枷枷号示众。这种残忍的刑罚，属于不死脱层皮，而且在枷号期间死掉，不算亲民官的过错。这种没有功名又没有势力的泼皮，根本没人为他们出头说话，死也就死了。
十几个喇虎就这么生生枷死在上元县衙门以外，于整个江宁的城狐社鼠而言，都是个极大震慑。平日里在街面上极有面子的大泼皮，开始向江宁县逃。一些小团体或是收拾细软跑路，或是联络着凤鸣歧，商量着受招安的事。
对范进来说，这件事最大好处不是说搞定了多少小帮派，把那些社会力量变为官府爪牙，而是通过这次与冯邦宁的冲突，彻底把上元县内士绅阶层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冯邦宁这个万人恨已经两次在范进手下吃亏，对于江宁士绅来说，范进俨然就是他们的希望，江宁的救星。固然这救星只有在恶魔存在时才有用处，但就当下而言，也是最佳合作伙伴。
考虑到冯保的态度，公开站出来帮冯保对抗冯邦宁的胆量未必有，但是在范进施政时给予配合，总没有什么问题。士绅作为皇朝统制的基础力量，在乡间的影响力甚至比官府还大。百姓不相信官府和相信士绅的事，也丝毫不奇怪。
明朝的公信力一直是个很大问题，衙门在很多时候，还不如土匪山寨令人信服。行政命令的僵硬，执行手段的简单粗暴，都让衙门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疏离甚至可能是敌对。老百姓对官府充满不信任，对官府的命令不吝以最大恶意解读，官府想要做点什么事，往往都得靠乡绅才做的成。吏不下乡原则背后，其实也是有着现实考量。
通常而言，士绅和官府是个有限度合作关系，有些事上会合作，或者叫狼狈为奸。但是在有些时候，当士绅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声望发动民众跟官府对抗，官府只能谈判、妥协，彼此让步。如果一个县令被大多数乡绅抵制，就证明做的太失败，只能丢官，搞不好还会丢命。
现在整个上元士绅站在范进一边，上元县的公事就好办理，衙门里专门开辟出的青苗房外，已经陆续有百姓出现，向官府申请贷款。考虑到百姓的文化水平以及理解能力，范进特意找了两个马湘兰的手下，站在那里担任讲解员。
其实这两个伎女并不算姿色十分出众，在马湘墨上较为出色。可是物以稀为贵，两个娇滴滴的女子穿着吏员公服，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回答百姓疑问，顺带还能帮人看看资料。这在当下本身就是一道景致，男子们里三层外三层把这两个女子围起来，七嘴八舌的询问。
那两个女子是吃这碗饭的，根本不怯场，回答问题之余，也能与人打情骂俏，应付得很是自如。
“这位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什么名字跟你借钱没什么关系。你不借钱就走开，不要妨碍其他人。我才不会告诉你我叫白沉香呢。”
“沉香姑娘，我是借钱的，我真的是借钱的。你看我在尽节乡有二十亩田，我能用它借多少钱啊？”
“田骨还是田皮啊，不说清楚怎么借。至于能借多少，去问里面的周书办，他会负责给你估价的。”
“姑娘姑娘，我有三十亩田皮，借来的银子准备在城里开个铺子，我算过了还能剩出一两三钱银子，可不可以请你吃顿饭啊？”
“胡说八道，我柳如意可是个良家女子，怎么能随便跟个大男人去吃饭啊。这里是衙门，不是行院，你乱讲话信不信我抓你进衙门啊？再说了，我陪你吃饭是不是也要穿这身衣服啊？光押金就要五两银子呢，万一吃饭的时候被你扯坏了，老娘岂不是要倒贴银两包赔？”
“五两？我有五两啊，姑娘你陪我啊，我保证不撕坏你衣服，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正式放债的公房，反倒不如咨询处热闹，悄悄过来看热闹的范志高朝这边看着，不住发笑，直到肩膀被人打了一下，才看到范进不知几时站在自己身后。他刚要喊人，范进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小声，然后问道：“吵架的多么？”
“架肯定要吵啊，人都想要多借一些，但是衙门里估价卡的又严。不过还好，没有闹得太不成话。这些人啊就是这样子了，遇到粮长就怕的要死，遇到官府的人反倒敢讲斤头。我看就是九叔对他们太好了，让这些人以为你好欺负，否则哪敢讲三讲四，说多少就是多少，又没人逼着他们来借钱。有本事去借那些高利贷啊，看到时候不弄死他们。”
范进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衙门是要服务于百姓，应该是让百姓爱，不是让百姓怕。我们叫父母官，为人父母者，如果让子女提到名字就害怕，那就做的太失败了。应该让人发自内心的爱戴才对。百姓不怕我，敢跟我的人争这是好事，敢跟衙役吵架也是好事。证明大家相信衙门不是强盗，这样的印象很难得的。你小子看什么，对哪个姑娘动心了？”
范志高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关清和那个桂姐，大概是要相好了，桂姐偷偷给他做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