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专权太监，文臣士大夫们从未有过丝毫正面评价。自刘瑾上台之后，上书批评刘瑾政治主张与改革谏言如雪片般飞来，更有甚者直接用阉党直呼其名，否定他们所做的一切。杜渊之曾说：“可惜了！圣人有云：‘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只要对社稷百姓有利，借借势不是也很好嘛？现在朝廷上下党同伐异，不问具体措施、具体内容，一味着诛除异己，已经遁入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非黑即白的观念中。这对国家有何益处？前朝的教训还不够吗？”
姚先生对此很是赞同，还说一句让杜玉清印象深刻的话：“这帮文人士大夫以为把小人赶下台就万事皆休，殊不知小人是永远杀不完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有白天就有黑夜。反而会物极必反。过分攻击必然引起对方更大的反弹。而论起手段的毒辣阴狠来，这些读书人哪里是这些小人的对手，还不如保持平衡，尽量用他们的长处，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可惜世人看到的都是刘健、谢迁的忠诚正直，却没有看到李东阳良苦用心委曲求全，刘、谢二人成就了自己的英名，却让戴铣等人为他们殉了葬。”
当时杜玉清听到时十分惊奇，也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向来耿介的姚先生现在对历史和时政的观点慢慢放开，渐渐地和父亲有些趋同，但他们还是属于两种思维方式。杜渊之有官职，又爱好众多，他的思维和观念是散的，天马行空而又能保持一致、融会贯通，他的观点清新活泼，往往让人耳目一新。而姚先生的思维缜密而严谨，一旦确立了方向，他的看法就非常深刻，人深省。受教于他们二人并潜心学习和揣摩，杜玉清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明白了事情原委杜玉清有些释然，态度更是诚恳，站起来给邓大人深施一礼：“多谢大人指点迷津。请受小侄一拜。”
邓大人对杜玉清听闻杜渊之是因为牵连到东厂的案子中还能如此镇定，不禁又高看了他一眼。乐呵呵地抬手虚扶了一下，“贤侄客气了，如今宦官专权，我等朝廷命官却受这些腌奴辖制，如何不能仗义执言？况且我对你叔父才学和德行都是十分佩服的，焉能不施予援手？”
听了他的话，邓新杰充满了骄傲，敬佩地仰视着父亲。
而听了他的话杜玉清并没有接茬，只是欠身再次致谢。她虽然有立场，却没有身份去附和邓嘉言的话，还是少说少错。邓嘉言作为朝廷官员骂宦官也许是真心实意，也许是习惯，也许就是一种有口无心的态度，在明白对方真实意图之前，她可不敢牵强附会，即苏轼所言：“交浅言深，君子所戒。”焉知对方的话不是陷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候，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邓嘉言看了杜玉清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三人就书画又交流了一番，杜玉清还顺势答应了邓大人有机会随他们一起拜访莲池大师的事。起身准备告辞时，杜玉清恍如突然想起了什么时，皱着眉说：“世伯，我涉世未深，还有一事不明想请世伯指点。”
“你讲。”
“据您经验，我叔父的案子后面会如何处理？”
邓嘉言赞许地看了她一眼，这后生能沉得住气到这最后的时候才水到渠成问出这最关键的问题，不可不谓泰然镇定胸有沟壑，比起他来，杰儿还有些浮躁，显得少年气盛了。“据我的了解，这种情况通常会把涉案的人员都递解进京，再行审判。听说昨天有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人在场？”
“是，两位的领头一位是杭州府卫所的总旗；一位是京城锦衣卫北镇抚司的百户，他们拿走了父……叔父的几封书信，再无其它了。”
“哦，这样。“邓嘉言故作沉思地说，”那基本上就能确定令叔是受范书阳案牵连了。这里搜到范书阳书信倒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要在范书阳处查到你叔父书信上有什么不当言论。”
杜玉清肯定地说：“不会，我叔父历来谨慎，不会在书信中妄谈国事。”心里不禁暗道邓嘉言真是老奸巨猾，到现在还一再试探不肯透露实情。刚才在暗地里也一直拉锯和她谈筹码，真是比她见过的商人还精明讲利益。
“那就好，“邓嘉言似乎也为杜渊之松了口气，”那我就不用为令叔担忧了。杭州卫所的人不足惧，怕的是京城来的这些北镇抚司的人。贤侄有所不知，这帮鹰犬有的为了揣测上意，为了邀功请赏惯常会无中生有，小事变大，因而严刑逼供、虐待凌辱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官员在半路上就受尽折磨而死，贤侄还是要想办法打点打点。”
杜玉清心里一惊，赶紧问道：“依您之见，我应该从何入手？”
“这种案子既然是北镇抚司出面了，当然就会以他们为主，地方卫所只是协办。你们不必在杭州卫所花费太多，还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估计递解进京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最好派人每天一早盯在西门口，以便策应。”
“多谢世伯！”杜玉清恭恭敬敬地躬身长揖，因为邓嘉言这些最重要的提点，杜玉清对邓大人充满了感激，更是忘记了他之前的世故圆滑，“大恩不言谢，请容小侄日后来报。”
所以姜还是老的辣，好话也分什么时候说，用什么方式说。说的好，人家对你感激涕零，说得不好，人家非但领不了你的情，甚至还会对你产生误会。
邓大人似乎很欣赏杜玉清的态度，更是不在意地说：“别说什么恩不恩的，我不过是举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