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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上次撤走之后，镰仓幕府就断定蒙古会再度来袭，于是在两年前，再次下令加强西国各地防御。主要分为两面，一面为中国地区（即京都和镰仓幕府的本州周边地区），另一面为直面高丽的九州，而且是防御的核心。
幕府将博多湾以西的肥前、肥后和博多湾以东的筑后、丰后都列为重点守备区域，特别是沿博多湾海岸一线的箱崎、博多、姪滨、今津等适于大军登陆展开的地段则更是防御上的重中之重。
对马、壹岐等外海岛屿距离日本本土较远，真正打起来的话，像这样的岛屿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守住的。因此，日本人并未在这些岛屿上特意安排重兵把守，仅仅是在对马、壹岐、大岛、鹰岛等沿海岛屿上建立了烽火台，一旦敌军来袭，就依次在第一时间举烽火为号，以便九州各地的武士能尽快完成动员集结。
九州的防御，以九州当地的各国御家人武士为主。为了时刻提防元军卷土重来，幕府将博多湾沿线的重要地点分别划给各国，由各国武士轮番值守。为此，幕府和朝廷还特意免除了他们前往京都、镰仓担任警卫的“大番役”。
为充实九州的防备，防止九州御家人离开九州，北条时宗下令，“鼓励进，不许出”，一边命令在九州有领地的武士必须“就地”，否则就剥夺他们的领地，另一边严格禁止任何九州御家人以任何理由到别的地方去，连打官司暂时离开都不行。同时为使他们不至于因此不满，一并免除他们的年贡，允许地头武士兼领它职。
九州作为日本古文明的发源地，有一块在日本甚为难得的福冈平原。福冈平原北临玄界滩，与水面宽阔、水流平缓的博多湾相邻。博多湾是优良的登陆地点，登陆后，地势平坦的福冈平原就成了蒙古骑兵可以任意驰骋、攻城掠地的天然基地。
三年前的文永之役中，日本人靠着不顾生死的突袭和元军的轻敌取得了一场侥幸的胜利。终于意识到福冈平原对蒙古骑兵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必须要想办法堵上。
经过长时间考虑，去年三月，镇西府下令在博多湾沿岸元军再来时可能选取的上岸地段修建永久性的防垒。当时的军役、劳役都是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在武士中间进行摊派的。防垒从博多湾西部的今津延伸到东部的箱崎，沿海岸线修筑或者与海岸保持一定距离平行修筑，全长约三十里，每名御家人负责修建至少一丈。
防垒的横截面呈梯形，为了便于己方的军队登上防垒进行防御。己方一侧的坡度比较平缓，不仅人能爬上去，马也能跑得上去。而靠近大海的一侧自然修得十分陡峭光滑，几近垂直。
防垒的高度大约在六七尺，比人骑在马上的高度略高一点，对于贫穷的日本而言，已是能负担得起的极限。
防垒的顶端宽约五六尺，也就是说防御的一方可以在上面骑马，机动调度，也使得防垒之上的将士能够排上二三层。配合作战。
防垒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没有城垛！从头到尾光秃秃地一条直线！之所以未修城垛，还是一个字——穷！
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光光的石垒上面如果没有任何掩蔽物，那上面站立防守的士兵就完全是一个个活靶子，对于善于射箭的蒙古人和高丽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日本人的做法十分经济实用，他们在防垒顶端放置楯板。所谓楯板其实就是一种大型的木盾，日本人将许多楯板并列排在一起，就构成了可以装拆移动的城垛，同时。他们在野战防御和水战中也大量使用楯板。
博多湾沿岸有很多河流的入海口，这些河口实际上也很不安全。敌军完全有可能借涨潮之机，乘小船从这些河口逆流而上，突入防垒的后方对守军两面夹击。因此。日本人在这些河口也设置了“乱杭”以防止船只驶入。所谓“乱杭”，其实就是在河底打桩。打桩用的木料也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必须长一丈，粗四寸，短了、细了都交不了差。日本人不但打桩，还横七竖八地乱打。并把顶上的一端削尖，牢牢地封住河口。
由于程越要攻打日本的意图从来未加掩饰，连出征的大致时间、兵力和领兵将领也不难探听，所以来住于南宋和日本的日本商人、间谍早就把相关的情报一批批地带了回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华日报》。
这些东西被一路送到镇西奉行藤原经资、京都天皇朝廷和镰仓幕府手中，引发的惊奇和恐慌各不相同。
自古以来，但凡大张旗鼓地对外征伐，只能代表一件事，就是出征者已经认定自己必胜无疑。而程越做得更夸张，不但各军将领的姓名和兵力都公开了，竟然还在报纸上直接点明——大军将在博多湾登陆！
哪有这样打仗的？！
藤原经资和镰仓幕府看到后大惑不解。虽说登陆博多湾是意料之中，也不必仗还没打就挑明了吧？如果元朝和宋朝的大军到时候被防垒所阻，攻不下博多湾，程越岂不是要弄个灰头土脸？还是程越早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不担心日本的防守？
北条时宗与臣下商议后，不敢怠慢，再次竭尽全力地加强西国防守。
藤原经资作为镇西奉行，上次蒙古征****也大有战功，幕府命他统领全部九州兵力，全权指挥镇西府管辖下的各国守护作战。同时，他还兼任了筑前、丰前、肥前、壹岐、对马这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