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三十分钟左右，阮黎医生将档案合起来。以一种格外严肃的态度对我说：“阿川，这些治疗我们已经做过许多次了，想必你也不会陌生。”
“是的，妈妈。”我沉静地回答道，正如她所说，在“病院现实”里，我已经积累过太多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对接下来的任何情况都做出针对性的应对——这种精神检测，本来就不存在固定的题目和答案。通过对病人的了解，针对病人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真正有才能的医生，可以围绕一个核心，临场设计许多问题，如果觉得，可以通过这些问题反向解析出这个核心，进而也做到对提问有针对性准备的话，那无疑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心理医生在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对某个病人施以心理手段的时候，其种种问题的核心，会被问题本身掩盖，而能够与之对战的，也就只有“心理专家恶化而成的精神病人”。
而我，并非是心理专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状态下，针对性去学习心理学知识，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内在因素，让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专家。而我面前的这位阮黎医生，则毫无疑问，是天生有才华，后天也非常努力，将自己所有的事业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行当中，且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独当一面的专家。
妄图掩饰自己，只会让自己的破绽更大，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在阮黎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即便我主观不认为，自己涉入厕所怪谈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会主动承认的，毕竟，这并不仅仅关于厕所怪谈这个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将会连锁到更大的层面上，例如：我过去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虚幻。这个结论只要下意识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我宁愿不去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实存在的事情，阮黎医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神秘”毫无经验，我也仍旧需要阮黎医生的帮助，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不会区分“神秘”和“日常”。
最终，我选择了将从厕所怪谈开始，之后经历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阮黎医生，就算是面对咲夜和八景的时候，也没有说得如此详细。我在阮黎医生这里是有“前科”的，关于“末日幻境”的情况，以及我与过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险，乃至于“病院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过去的日记”的方式，记录在文档中，而这份文档，在阮黎医生这里有拷贝，此时此刻，她正当着我的面，将这份档案拷贝调出来，参照这份“黑历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讲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