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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麦子的事很快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在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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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教室是我们张家的家庙。在我记不住的什么时间里，大人们把挂满了墙的族谱和一个个木头牌位烧掉了。他们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条几，权当了我们的课桌。家庙门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着手也搂不过来的老槐树，老槐树分杈的地方，有一个大黑洞，我趴猫儿时常常躲在里面。家庙院子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树，夏天里，许多的燕子爱蹲在那棵死树上吱吱呀呀地叫。奶奶说，很早以前，那个槐树洞里曾经住过一窝黄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爱为邻，各自得了双方不少的好处。记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马乱的，遍地里起了土匪。张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里进了村，一把火把家庙给点上了。院子里面那棵大柏树不抗烧，死了。门前的老槐树没死，被火烤得焦了皮。黄鼠狼呢，拖儿带女搬走了。家庙的门台挺高，共十二层。常常的就有吃不饱肚子的学生要在中间的一层台阶上坐下来歇歇，攒足精神跨过朱红色的大门槛。大门的两边是模样完全一样的两座小黑瓦房，它们和家庙的院墙连在一起。东边的一座住着校长周扒皮，西边的一座住着王老师。周扒皮是一个细眉小眼神情严肃的白发老头，王老师是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漂亮姑娘。家庙的正房青砖黑瓦一溜儿八间，西四间盛着二年级和三年级，我们一年级和四年级占据了东四间。周扒皮教东四间。周扒皮很严厉。这让不少四年级的同学背后里嘀嘀咕咕。我们听得出他们对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满怀了嫉恨。那时候的课本上有一篇叫《半夜鸡叫》的课文，听说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小长工写的。四年级的同学还以这篇课文为脚本，排练过同名话剧，参加过六一儿童节的汇报演出。这篇课文里有一个老地主，名字就叫周扒皮。大概就是这篇课文给周校长带来了那个外号，使他和张家洼的许多大人孩子一样，多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
那一天，风清日丽，我们穿着母亲尽了力量给我们制造的新衣服，站在家庙的院子里，听周扒皮一个又一个地念出我们的名字。那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甚至讨厌——它们常常被我们忘记。我们更习惯叫彼此的乳名，或者。外号。就像豆芽。就像大镢柄。就像老母猪，叫在嘴里，多么的过瘾。点完了名，周扒皮指着我，说，你，又指着豆芽和另外的那三个伙伴，说。还有你，你，你，你，你们都跟我来。我们就像一群刚刚被母鸡孵出来的小鸡那样，跟在周扒皮的身后，走进了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们把家庙大门旁的东小屋挤得满满的。小屋靠近南窗有一铺小炕，炕下，摆一张三抽桌。周扒皮抓住豆芽的两只胳膊，将他的臀部狠狠地撞在三抽桌的一个角上。豆芽毫无防备。痛得咧嘴大叫。周扒皮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不许叫，谁叫，就多给他一个嘴巴。他推开豆芽，又扯住我的胳膊。有了先例，我忍住痛，没叫。结果，倒霉的豆芽比我们多挨了一个嘴巴。这也就怪不得他一直流着眼泪上完了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我记不清那一节课的内容了，可我记得豆芽涂满了两个脸腮的眼泪。撞完了一圈，周扒皮说，我要让你们记住，上学了，成了学生了，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若要再做坏事，就得受到惩罚。还记得拔麦子的事儿吧？我们小声说，记得。于是，我学会了上学后的第一个词儿，惩罚。什么叫惩罚？惩罚就是狠狠地揍你。惩罚就是当你犯了规，别人给你的打击。我记住了这次惩罚，一生都想着这次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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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二年级留在记忆中的碎片，大多数是和豆芽是和山野河流猫狗鸟雀有关。当我在成年以后和小学的某些同学坐在一起喝酒闲聊，听他们大段大段地背诵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诵那些我毫无印象的课文时，我曾经为我的记忆力之差悲哀过。的确，我甚至都不记得我肯定学过的拼音，以致我开始用电脑写不得不请我的儿子给我补课。儿子对我说，爸爸，我理解你，你们那时候能学到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嘛！我说，胡扯！我是六五年上得小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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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你也许不大相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五年级，我和豆芽始终是同桌。在豆芽没有离开张家洼的那几年，我回到老家，只要和豆芽见了面，我们总爱一起回忆一些小时候的趣事，我们两个人都记得我们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分开过。我们甚至还能够回忆起在一年级时坐在大条几后面的情景。我们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七个人。一个女生六个男生。有那么一个星期天，我们六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当周扒皮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四年级的班长喊一声起立，后边的大同学就一齐笑起来。周扒皮也难得地把小眼睛笑成了两个逗点。我和豆芽之间是一个女同学，按张家的辈分，我们应该叫她姑姑。可小孩子谁管这些？上课的时候，趁着周扒皮不在讲台上，我从裤子里掏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