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妈妈家楼下坐一小会儿。姐姐说：“回来吧！你坐多久都没有用了，妈妈回不来了的呀！”我一时无语，起身回到姐姐家。
姐姐与我最近话题甚少。仿佛只要一张嘴，话题总是离不开母亲的离去。所以，我默默地收拾着摆放在桌上的我的日记、毕业照等等。这些都被母亲小心地保存着。这些东西我也将要拿走的。因为它们不能再属于这里了。我收拾着这些我曾存在的证据，收拾着我那些写给玲却没发出去的信，那些别人回复我的信。第二天一早，我将它们包装到一个蛇皮带子里，让快递送到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家。
只有一封信摆放在桌子上。它是来自大学同学秋的信。95年我离开海拉尔后回到家乡，在父亲同学的帮助下，本已经谋得一个就业的机会，而且工作环境、待遇都很理想。不想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离世。父亲的同学又调离本市。如此，转过年的春天，我就被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辞退了。于是，我决定南下寻找出路。自那以后我就失去了与所有人的联系。即使是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仍旧没有回归到“组织”里。其中的原因我不想说，也无法与人讲。
我相信这封信，一定是秋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寄给我的。临近毕业，说实话，寒酸得买不起一个像样的通讯录，也认为它是多余的存在。毕业了，自然各奔东西。而向你索要通讯地址的人也寥寥无几。但秋是个例外。她特意找到我，递给我一本精美的毕业留念册。上面有我与他们的合照。让我在下面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把母亲单位的地址写在上面。
我打开它，首先看了看了落款，是2017年4月的。我算了算日子应该是母亲住院的时候。可能是姐姐收下的这封信（姐姐与母亲同在一所中专），随手放在书柜上面。由于忙也就忘记告诉我了。或者是以什么方式通知过我，是我忘记了。于是被母亲小心地收起来。母亲老都多忘，也没想起来告诉。况且，也没有机会告诉我。
我仔细阅读信上的内容：峰，你好！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已经2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好不好？其实大家都挺想你的。每次聚会，我们都会谈到你。我只能给你母亲所在的学校寄出这封信。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收到了这封信，我希望你能联系我们。我们毕竟在一起学习生活了两年，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好。这是我的电话号，为了你，我十年之内都不会换号码的。真心希望见到你。
信封里还有一张我们的照片。照片不是全班同学的集体照，那里面有我，还有五位男生和五位女生。我特别像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想起那天拍照的场景。我正在打篮球，他们在篮球球场后边的图书馆照相。正是秋看见了我，硬把我拉过去，这才有了这么一张照片。我看着那时的我，觉得有些生疏。长长的头发茂密而且发黄，脸瘦，身体也不健壮。与我现在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我看着这个手机号，想了好久还是在微信里搜索了一下。果然是秋（上面的名字）。我发出加好友的申请，但没有收到回复。这封信像是撬开了我尘封多年的回忆。我总觉得20多年前的那一场相聚，有着说不出来的命运的巧妙安排。或者说是人生就像一座迷宫。我们在寻找出口的路上走到了一起。
我细看着照片上的女人：秋、霞、洁、楠、红。五位男生自然就是健辉、小东、向斌、力刚、宏远。
看着她们年轻而潇洒的笑容，一时百感交集。
我决定要去海拉尔走一趟。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活得怎么样？有些往事，不去想，它一样存在的。好比在平静的湖里扔下一枚石子之后，在湖面上激起层层涟漪。涟漪散去，湖面重归平静，但石子已在在湖里。那石子的重量，只有湖知道。
我去客厅，姐姐正在看电视。我对她说：“我要去海拉尔。”姐姐看着我，点了点头。我又说，“我把东西都包好了，地址也写清楚了，你帮我寄去就可以了。可以让快递上门来收，别亲自去送。”
姐姐问我：“没落下什么吗？”
我说没有。她起身到我的卧室来看了看那包东西。心里很有把握似地说：“行！明天我就让快递过来，那你，不准备回来了吗？”
“看看吧！也许会回来再待几天，也许直接从哈尔滨就走了，也许会从大连走，总之，你就不用管了。”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从屋子里走出去，唠叨一句：“这活着挺没意思的！”
我没有接话。
我的箱子早就收拾好的，都是简单的换洗衣服。现在这世界，出个门，最重要的无非是手机、身份证和银行卡了。于是，等滴滴司机给我振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楼下。我看了看表，正是午夜11：10分。我知道去车站也就10分钟的车程。这个时间段又不会堵车，我应该能赶上11：30分开往海拉尔的那趟列车。这样，凌晨就可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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