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下，下床的事，”罗大喜说，“胖子的爹把，把，把，把。”
“把什么？”我说。
“把胖子拘留了。”罗大喜说。
“什么？拘留了？你慢点说，别急。”我说道。
“他，他爹把他拘留了。”罗大喜说。
“我还是没听明白。”我说。
“拘留在哪？”罗二喜问。
“就，就，就是胖子家的对面的，的仓库，我，我，我上午去他家了。”罗大喜打了一个喷嚏。
“你是说，他家七楼对门的房子？”我说。
“额对。”罗大喜说。
“真他吗的费劲。”我说。
“额对。”罗大喜说。
“哥，是他爸不让他出去？”罗二喜说。
“额对，他，他，他爸说一，一个月不让出门，关，关里面，没，没自由。”罗大喜说。
“大喜，你现在这个口吃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说。
“有，有点。”罗大喜说。
“这样下去就会得老年痴呆症的。”我说。
罗大喜忽然冲我笑了。
“胖子爸也够狠的。”罗二喜说，“至于吗？还关起来。”
“胖子在屋里急吗？”我问。
“ 当，当然急了，跟，热锅，锅上的兔子一样。”罗大喜揉着眼睛。
“多大的锅啊？大喜，你说个绕口令听听。”我说。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罗大喜说。
“行。”我说，“二喜，我们得把胖子救出来。”
“放他出来在外面浪？关两年才好呢。”罗二喜说。
“得救，必，必须得救。”罗大喜说。“没自由。”
“怎么救？”我问。
“把，把，把防盗门用，用切割机切断。”罗大喜说。
“不行，他爸就住在对面，动静大，能听到。”罗二喜说，“再说那楼没电梯，把切割机抬上去能累死。”
“切割防盗窗呢？”我说。
“可以，从楼，楼顶把，把把切割机吊下去。”罗大喜说。
“那就走夜王旅馆，那栋楼有电梯。”罗二喜说。“问题是，从那栋楼跳过来，有两米的距离，切割机怎么过？”
“好办，我记得那旅馆楼顶有几张铁床。”我说。
“床上有木板，直接铺过去。”罗二喜说。“但木板不够长啊。”
“这个简单，拿锤子铁钉，把木板钉上，接上就行。”我说。
“切割机要接电的。”罗二喜问。
“带长点插排，在楼上找一家，把电源接上就可以了。”我说。“现在我们过去吧。”
“希望别碰到煤姐，这个几把假女人。”罗二喜说。
罗二喜说的这个煤姐叫董煤，他娘在煤球厂生的他，是旅馆老板。煤姐有四十多岁，喜欢男人，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高跟鞋，丝袜，口红，腮红，真丝内衣，一个也不少，我小时候，有次在巷子里遇到他，他突然摸起我的脸来，我知道他是男人，我打算推开他的时候，忽然看到他小腿上纹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特别好看，像活得一样。那天我突然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一个人的归宿：有一天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月亮在乌云后面，一个男清洁工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只女人的小腿，因为小腿上穿着高跟鞋，所以看到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小腿，重要的是小腿上还纹着一只鲜红的玫瑰花。
传说煤姐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很有钱的香港老板包养了，老板是个女的。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煤姐年轻的时候去香港卖艺，被一个老头看上，老头对他百依百顺，无所不从，最后煤姐让老头跳楼，老头写完遗书，毫不犹豫的从三十层楼上跳下，老头死后，煤姐含泪光荣地继承了老头遗产，然后回大陆开了这家叫夜王的旅馆。
旅馆叫夜王这名字，感觉怪怪的，但有这样奇葩的老板，也见怪不怪了。
罗大喜拿了几个保险带，又找了粗绳子，铁锤，铁钉，劳保手套戴上，我们才把又沉又重的切割机抬上三轮车。
过街穿巷来到夜王旅馆。进旅馆要上八个楼梯，罗二喜一边抬切割机一边骂。
抬到电梯门口。
我朝吧台上看，没看到煤姐。
电梯的门开了，煤姐从电梯里出来，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他下身穿着超短裙，小腿上那朵玫瑰花还是那样鲜红。
“哎呦，小东，这玩意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煤姐问。
我想说是用来切（几把）用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我没搭理他。三个人收着屁股，把切割机抬进电梯里。
等了几十秒，电梯门没关上的意思。煤姐拿手绢一边擦额头上的汗，一边看着我们。
“这电梯怎么了？”罗二喜问。
“电梯坏了。”煤姐说，“我被关了五十分钟。”
听他这么说，罗二喜慌忙出了电梯，我也赶紧出来，罗大喜也跟着出来。
“电梯坏了，你怎么不早说？”我说道。
“我刚想说这事，你们就把东西搬进去了。”煤姐说。“这电梯时常抽风。”
“找人修啊。”罗二喜说。
“修了三百多次了，时不时得，电梯就这么玩。”煤姐说。
“大喜，你把切割机拉出来。”我说。
“我不拉，我要进去，电梯门要关上，我，我，我就成焖鸭子了。”罗大喜说。
“不会这么巧的。”我说。
“不好说。”罗二喜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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