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经济凋敝的唐朝初年，朝廷采取过某些鼓励措施，但其对工商业的制度性歧视与历朝历代并无本质区别。贞观年间，唐太宗即对心腹房玄龄说：工商从业者属于“杂色支流”，让他们发财可以，但不能给官做，更不能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直接杜绝了工商业者参政的可能。
到了唐高宗年间，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变本加厉，“禁工商不得乘马”，对服装材质、颜色和居住环境也多有限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一书，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四等人的界限，其中“工商”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轻易不得改易，形同贱民。
在重农抑商的儒学士大夫眼里，舍弃农业生产而操持商贾之利，本就属于舍本求末的恶行，出境贸易更增加人口流失和勾结外国的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不可能在制度上开这种口子。
到了武则天时期，对于这些外国商人的政策也变得更加严厉。根据敦煌遗书《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的记载，唐垂拱元年（685 年）八月，朝廷曾下达敕令：“诸蕃商胡若有驼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捕。”
这条敕令清晰表明，朝廷原则上可以同意外国商队在外交使团外直接来内地贸易，但一定要付出代价：来了就算自愿归化大唐，“不得入蕃”，再也不准回归故土。
到了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唐朝对安西四镇周边的控制终于加强。天宝二年（公元 743 年）的一条敕令严厉宣布，西域各国“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藩……自今以后，一切禁绝。”粟特胡商及外国百姓，自此再也不能随意跨境贸易。这也是大唐闭关锁国的开始。
大唐的所谓开放包容，其实和我大清的闭关自守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看了乾隆皇帝写给英国国王的回信内容，都高呼：“大清不亡天理何在！”问题是乾隆老爷这一套东西都是哪里来的？不都是因为接受了华夏儒家、道家的文化传承，一脉相承的吗？从大秦王朝到宋明元清，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最后的黑锅让我大清来背，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这种轻视工商业的意识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文化可以找到渊源。而古代西方文明干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商业特别重视，他们很多的学者都热衷于新工具的发明创造。
华夏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道家、包括佛家不仅不鼓励，不支持技术开发，连不反对技术都做不到。越到后期，就越是鄙视技术，很少看见有其他文明的朝廷或学派像中国的官员那样鄙视技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算是个例外，因此中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为黑暗时代，但说得明白些，基督教是仇视科学，而不是鄙视技术）。由于儒家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和文化权，因此这种鄙视遂成为扼杀高技术的凶手。
其实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非常开明的，他兼重法教，礼法兼容，君臣无论贵贱皆从法，以法治国，四民平等，宽刑省晋，重视工商业，文化开放，到了战国时期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策源地，谡下学宫更是成为百家之本。齐国五都临淄，莒，即墨到汉朝中期仍然巨于长安，商业发达，人民殷富。只是其他的诸子百家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到了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对于科学技术就是不屑一顾。道士发明的火药和一些草药配方也是炼丹的一些副产品。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昔日孔老夫子去见老子时，老子和他讲：“掊击尔智”，就是叫他把世智辨聪取消打倒，心中空荡荡地一无所有，毫无所住，才能悟道。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任何形式的征服，认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
《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庄子·天地》还具体讲了在汉阴那个地方有一个不用人们常用的机械汲水工具，在井边挖一个邪的隧道，抱着瓦罐汲水浇园，“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当子贡对此表示疑问时，他还讲出一大堆玄理。“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容；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道家如此，儒家又怎样呢？《礼记》：“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
孔子说：“君子不器”。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而当志于道，就要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一贯之。在孔子看来，只有悟道，特别是修到天道与本心为一，才有驾驭各种复杂事件的能力，才能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论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孔子看来，搞技术的都是小人，大人物都是搞仁义的，好像只要行仁政，好像什么事都可以搞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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