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对周宣说：“我所说的梦，都不是梦，不过想试试您的占术，为什么都灵验了呢？”周宣说：“这是有神灵在督促您讲话，所以和真梦差不多。”
他又问：“我说三次梦见刍狗，为什么每次占卜不同？”周宣说：“刍狗是祭神之物，所以您第一次梦见它，会得到好吃的。祭祀完了以后，刍狗要被车轮碾轧，所以您会从车上掉下来摔断脚。刍狗被辗轧后，一定用筐装起来作柴烧，所以您最后一个梦与失火有关。”
宋朝易学宗师邵康节也有很多这样的趣事。邵雍居住在洛阳，占卜如神，世人皆知。村里有三兄弟不信这一套，打算捉弄一下老先生。
三人依次到安乐窝里，对老先生问一样的问题。
“先生，我昨晚梦见肥猪拱圈，是不是要发财了?”
老先生对老大解梦说是第二天有人请吃饭，对老二解梦说第二天有人送衣服，对老三解梦则是第二天要挨打。
三兄弟自然是不信的，但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人请老大吃饭，送老二衣服，老三则因为凑热闹去看戏，往小媳妇身上挤揩油，被人家陪同而来的丈夫给打了一顿。
三人再次登门拜访邵康节，想问明原委。
邵先生说：“老大先来，梦到肥猪拱圈。虽然你们没有做过这个梦，但是编的梦跟做的梦一样，言语一动，其机立现。猪拱圈，无非是饿了，所以我推断会有人来请你吃饭，把你喂饱了算。老二也说猪拱圈，无非是吃饱了还冷，因此我推断会有人给你送衣服。老三来了，又说猪拱圈，你说你吃饱了，穿暖了，还没事拱圈，不是找打是什么呀?”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与时俱进，不是一般的智慧。我们都学过“刻舟求剑”的寓言，小学就会了，可是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典型教学案例，从我们的老祖宗，传到爷爷，爸爸，到我们这里，再传到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关于十只小鸟的故事：
一棵树上有十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请问，现在树上还有几只鸟？
这棵树上的鸟不知道哪辈子做了孽，打祖宗那辈起，就给咱们家不停地打，而且还要子子孙孙打下去。而且还很奇怪，这些鸟都不会走，而且总是十个，就爱呆在树上让咱们打。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唐志除了看这些杂书，还自学过企业管理，还有教程，也曾经想混个销售主管干干，后来发现不行，连那些科班出生的研究生都和自己一样在跑业务。
古代的这些安邦定国的知识只有在混网站的时候和别人吹牛打屁的时候用上。还真别说，网上真有几个高人，唐志在一个非常偏门的社区“三十六天罡”混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面的大佬不少，各自以天罡星命名，老大是天魁星。因为唐志是编外人员，一听就是没有文化的菜鸟，所以他没有弄到一个星座。
这些人对于古代的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野心勃勃之辈。唐志常想，还好现在是太平盛世，如果是乱世，这些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混世魔王。因为沉迷其中，唐志渐渐忘却了失恋的伤痛。
中国古典文献对于商业描述很少，这也造成震旦的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学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减负降税，勤俭持家，好像不会别的。太祖就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学，有人说太祖不摸钱，这可能是真的。经济学就是关于财富的学问，财富集中体现在钱币上，不爱钱就不能理解经济学，这是一定的。
经济学就是在钱眼里翻筋斗，当然也有一些大英雄，不为方孔先生所困，比如马爸爸，“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不感兴趣。”
正因为如此，唐志准备给大唐的文化注入商业的基因，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就是最好的工具。这本书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锐的。他像后来的马科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唐志把《国富论》拿出来主要是针对震旦儒家的一些保守观念。因为震旦的科技发展极其缓慢，所以大家都形成一个观念：社会的财富是固定的，你多拿一份，别人就会少一分。以此推断出重农轻商的政策，因为只有农民才会创造财富，而商人则是蛀虫一般寄生在社会中。
《国富论》悄悄相反，提倡重商主义，指出社会财富是可以增加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